周口沈丘縣光學污水處理

Ⅰ 用光學顯微鏡觀察污水處理生化系統細菌，目鏡和物鏡分別用多少倍的比較合適哪位師哥師姐知道謝謝

10×40應該可以看到了，有100的油鏡就更好了。但你的問題不在這里，大多數細菌不進行染色的話勢不可能看得到的。你可以去網上查一查細菌的簡單染色法，革蘭氏染色法也可以。
操作方法可以到網路之類的地方搜，網上肯定有。就用革蘭氏染色法就應該可以了。染料是結晶紫和番紅（復紅也可以）。

Ⅱ 瘋狂碾壓水鳥、污水直排西蔡河，公園建設施工如此粗暴該叫停，你怎麼看

5月18日，中國綠發會「野大豆保護區.沈丘」保護區負責人霍老師來電話體現：本地西蔡河已經施工的生態公園項目建設，在天然的水鳥的繁殖期粗魯清挖河堤，導致今年秋冬約3000多個新生兒的天然的水鳥被輾軋至死，之後因施工造成的管道網裂開，也是直接排放數萬噸廢水進到西蔡河，對本地濕地公園綠色生態導致了受到破壞。

5月6日中午、5月7日早上，霍老師2次向河南沈丘縣環境保護局、縣生態資源發展趨勢管理中心、縣城建局等企業舉報，規定有關部門勸阻該類毀壞濕地公園的個人行為，但迄今沒有獲得確立回應。

生態公園基本建設，其目地便是為了更好地維護濕地公園綠色生態，那樣一而再、再而三地粗魯毀壞濕地公園，乃至立即大量摧毀濕地公園天然的水鳥棲息的地方，包含造成國家級別維護野生動植物身亡，那樣的施工做為與生態公園基本建設目地並不是恰好倒行逆施了呢？

5月18日早上，綠會調研室獲知信息內容後，與任丘縣宣傳部多方面開展核查聯絡，另一方電話沒有人接，後表明「電話停機」。5月7日早晨，沈丘縣西蔡河一帶裂開的生活污水處理管道網，仍在嘩啦啦直接排放，對中下游西蔡河濕地公園「水漫金山寺」。綠會調研室將對於此事維持關心。

Ⅲ 淮河學生意外事故事件

水污染：中國公共危機 雖然經過了無數次的曝光和無數次的詰問，但中國水污染卻依然沒有得到有效的根除與遏制。據國務院八部委2008年環保專項行動的最新檢查結果顯示，全國113個重點監測城市飲用水源地水質達標率仍然偏低，其中243個地表水水源地中達標水源地為159個，佔到65%，不達標的為84個，佔35%，涉及到16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40個城市。水污染作為一個嚴重的公共危機正以超常的分量挑戰著中國政府的決策水準與能力。 黑色的「水圖」 從松花江苯泄漏到廣東北江鎘污染，從滇池水葫蘆瘋長到太湖藍藻泛濫，盡管一樁又一樁的無情事實在不斷挑戰著我國本已脆弱的水環境能力，但這些局部而片段的現象並沒有讓我們完整認識水污染的嚴重而殘酷，而只有打開中國水系的平面地圖，幾乎處於危機邊緣的水污染生態才能裸露無遺。 據國家環保總局的調查顯示，自兩年前松花江事件以來，我國共發生140多起水污染事故，平均每兩三天便發生一起與水有關的污染事故。而據監察部統計，近幾年全國每年水污染事故都在1700起以上。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屈原的這種浪漫情懷，如今越來越成為歷史的記憶和慨嘆。據環境保護總局發布的《中國環境狀況公報》稱，全國近14萬公里河流進行的水質評價，近40%的河水受到了嚴重污染；全國七大江河水系中劣V類水質佔41%。而環保總局發布的另一項重要調查顯示，在被統計的我國131條流經城市的河流中，嚴重污染的有36條，重度污染的有21條，中度污染的有38條。 作為我國北方的重要水源，黃河在近十多年中被污染的事實在不斷加重。黃河流域水資源保護局對黃河水污染的狀況進行量化分析後發現，黃河幹流近40%河段的水質為V類，基本喪失水體功能。與黃河一樣，撲向長江的污染面積也在不斷擴大。一項最新的調查顯示，長江幹流六成河水目前已遭污染，超過Ⅲ類水的斷面已達38%，比8年前上升了20.5%。無獨有偶，盡管淮河是中國投入最多、開展污染治理最早的大江大河，但如今仍是一條受污染最嚴重的河流。淮河在評價的2000公里的河段中，78.7%的河段不符合飲用水標准，79.7%的河段不符合漁業用水標准，32%的河段不符合灌溉用水標准。10年前，淮河還生長著60多種魚類資源，可如今這些魚類幾乎絕跡。 除了跨區域河流廣受污染外，局部性中小河流以及所謂的城市「龍須溝」都難逃被污染的厄運。上海的蘇州河曾經「黑」臭了80年，而就在筆者居住的廣州市，穿越市區並匯入珠江的大小14條河涌無一例外地都是發黑發臭。 當江河被污染所侵襲時，與其同吞吐的湖泊就很難獨善其身了。據環保總局發布的環境質量狀況報告顯示，我國「三湖」(滇池，巢湖，太湖)的水污染正在日益加重；有著「千湖之省」美譽的湖北省武漢市，覆蓋城區的38個湖泊污染負荷遠遠超過其水環境容量，其中32個湖泊水質為劣V類。而作為雲南省先前尚未遭受污染的兩大湖泊之一的撫仙湖，目前水質也在開始急劇降低。 以海洋為歸宿的河流湖泊帶給接納者的同樣是污染。據廣州海洋地質調查局的調查結果表明，珠江口海域有95%的海水被重度污染。無獨有偶，曾經是我國富饒「海上糧倉」的東海卻在每年4到6月赤潮頻發。專家指出，全國的污染通過河流向沿海集中的結果，使中國水污染的「最後一道防線」已被無情撕破。 洶涌的污染源 就像我們絲毫不懷疑水污染的嚴酷事實一樣，中國社會各個層面對於造成水污染幾大「始作俑者」的認識也日漸變得清晰和明朗。 產業結構不合理，增長方式粗放是中國經濟長期未能根治的痼疾，其重要表徵就是重化工業尤其是資源消耗工業增長較快。問題的關鍵在於，由於受水資源、航運等產業布局因素的影響，重化工業沿江或沿河布置已經成為一種範式。據統計，全國兩萬一千多家石化企業中，位於長江、黃河沿岸的石化企業達一萬三千多家。至於像小造紙、小皮革等項目在水環境敏感地區大起爐灶的現象更是比比皆是。如此產業布局的最嚴重後果就是大量污水在可能未經處理的情況下傾注到大江小河。據國家環保總局的調查統計，目前我國工業污水排放量每年達到300多億噸，尤其是七大水系所承載的工業污水排放與日俱增。 來自於農業方面的面源污染超過工業污染已經成為我國水污染的一個重要特徵。研究表明，農村面源污染在各類環境污染中的比重佔到30%-60%，並成為水污染的重中之重，其中污水中COD(含氧量)排放已超過城市和工業源的排放總量。一方面，過量使用化肥造成的污染十分驚人。如化肥施於土壤中，只有小部分被作物吸收，大部分則在雨水的作用下或滲透到地下污染地下水，或隨地表徑流進入河流、稻田、池塘。由於化肥會造成水域富營養化或飲用水源硝酸鹽含量超標，因此已經危害水質的「第一隱形殺手」。 農業污染可以對水資源形成傷害的另一大力量來源於畜禽和水產養殖業污染。有調查數據顯示：養殖一頭牛產生並排放的廢水超過22個人生活產生的廢水，養殖一頭豬產生的污水相當於7個人生活產生的廢水；北京近郊禽畜養殖場排放的有機物污染，相當於全市工農業生產污水和生活廢水中所含的有機污染物的2-3倍。 就在農業污染超過工業污染的同時，另一大污染源———生活污水又從城鄉的各個角落沖出並有愈演愈烈之勢。據了解，中國一年洗衣污水量就將近22億噸，相當於34個十三陵水庫，76個昆明湖。僅北京市和上海市2006年生活污水分別就達到9億和11億噸。全國大小城市的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已經超過了工業污水的排放量。 問題的關鍵在於，目前我國仍有61%的城市沒有污水處理廠。在污水處理設施得以修建的城市，能正常運行的也只有50%；還有的由於污水收集管網的原因，污水處理廠處理量不足設計處理能力的20%。而在廣袤的農村，生活污水處理設施基本為零。正因為污水處理率的低下，中水回用水平低，大量污染負荷就如泄閘之洪洶涌般進入河流與湖泊，中國水體環境質量由此被一步步逼向危險的邊緣。 管理體制之癢 從經濟學原理看，水資源屬於公共產品，應當納入政府資源建設和管理的范疇。質言之，水環境的保護和建設程度直接反映和考量著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力度。依此審視，我們就不難深入地看到水污染背後公共管理體制的失衡和羸弱。 「五龍治水，九龍戲水」是專家們對中國水資源管理模式極具形象的比喻。目前，政府部門中涉水、管水的主要包括水利、環保、漁業、林業、航運、城建、地礦等。這種「九龍治水」的機製表面上集中了眾多部門的力量，但事實上並不能達到「團結治水」的目的，相反在客觀上強化了職能部門的局部利益和單一目標，進而弱化了水資源的宏觀管理功能。 中國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特點是實行的是地方負責制，而恰恰這一點也許是值得我們深思和修正的地方。對於GDP的追逐和崇拜已經成為中國地方政府的慣性思維，而在實用主義和生態主義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觀之間作出選擇，作為「經濟人」的政府當然會不假思索地選擇前者。道理很簡單，後者不僅需要支付治理污染的巨額成本，還要支付為了控制污染而出讓的經濟收益成本。結果是，那些本應徹底關閉的小化工、小造紙、小皮革企業死而復生，陰魂不散；將沿江沿河作為工業企業的棲息地以拉升GDP就成為地方政府不謀而合的思想與行動。 對於水資源污染行為的漠視、慫恿乃至保護是地方政府留給社會的一大公害。中國民間環保組織———中國水污染地圖網研究發現，不僅國內許多知名企業已經成為了水污染的大戶，而且包括松下、百事等30多家在華經營的跨國公司也頻頻違反中國的水污染控製法規，而後者有一半以上集中在長三角地區。然而，時至今日，這些污染主體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懲治，相反還在繼續著自己的污染行為。 依法治水是世界各國的通例，但就是這一看似最強硬的手段在中國卻屢打折扣。按照《環境保護法》的規定，環保執法機構可以對任何一個污染項目處以數額不等的行政罰款，不過這種處罰只能算是九牛一毛。有人算過一筆賬，高污染企業每噸廢水的治理成本一般在1.2—1.8元，偷排每日的凈收益往往能達到幾十萬元，而環保部門最高罰款限額僅為10萬元，這種比較收益驅使著不少企業寧願認罰也不願治污。 管理的離散與制度的軟化導致了中國政府在投入了巨大成本的情況下，至今對於水污染的治理仍然收效甚微。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一份環境執法檢查報告中提到，中國水污染治理項目進展緩慢，重點流域「十五」時期污染治理任務沒有全部完成。其實，問題的嚴重性並不僅僅在於水污染治理進展緩慢，而且新的水污染還在繼續快速蔓延，水環境惡化的趨勢沒有得到實質性控制。 高昂的代價 北宋變法大家王安石說：「水之性善利萬物，萬物因水而生。」然而，面對著一個日漸變「黑」的中國水體環境，我們卻很難找到任何聊以自慰的樂觀感覺。 水污染直接危害的是百姓飲水安全。與國家環保總局披露的全國地表水源不達標城市佔檢測目標的34%的殘酷事實相同時，水利部也披露出一組令人驚心的數字：目前全國有3.2億農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標準的飲用水，其中約6300多萬人飲用高氟水，200萬人飲用高砷水，3800多萬人飲用苦鹹水，1.9億人飲用水有害物質含量超標。 從水源到飲用水再到食品，水污染形成的「惡性鏈條」已成為危害民眾身體健康與生命安全的「罪魁禍首」。權威資料顯示，中國大約每年有200萬人因為飲用含砷量很高的水而患病，農村約有2000多萬人飲用氟化物超標的水而患上地方性氟斑牙和氟骨症。同時專家指出，河北涉縣、河南沈丘縣、天津北辰區、陝西華縣、江蘇阜寧縣、廣東翁源縣等地區頻頻出現的「癌症村」等，都與飲用水污染高度相關。 對於經濟的灼傷無疑是水污染延伸出的最大後果。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的《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表明，2008年全國因包括水污染在內的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000多億元，約占當年GDP的4%。 靠天靠水的農業成為水污染的直接受害者。以黃河為例，由於農業是黃河上的用水大戶，占黃河總用水量的90%，因此黃河水污染給農業造成的損失每年最高達33億元。另據河北省環境狀況公報顯示，由於水資源匱乏，部分地區農民使用污水灌溉，導致全省去年污染耕地面積2100多公頃，造成農產品(11.14,0.00,0.00%)產量損失23000多噸。 還需正視，水污染所造成的危害性已經遠遠超過了經濟與衛生的范疇，其引致的群眾負擔加重和對政府不信任等次生矛盾日漸突出。據統計，全國信訪辦平均每天收到水環境污染糾紛群眾來信60多封，不僅如此，頻發的水污染事故，也造成地區間的糾紛不斷，影響和諧社會的構建。 構築「防污牆」 殘酷的歷史已經將中國政府無奈地推到了「先污染、後治理」這一西方工業化國家走過的老路之中，留給我們的選擇就是將舊污染降低到其危害的最低限度，徹底控制和杜絕新污染的發生。對此，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指出，到2010年，中國政府將投入6400億元用於水治理，占環保總投入的40%。同時，中國政府作出了鄭重承諾：到2010年全國設市城市污水處理率不低於70%，到2020年，使城鄉居民飲水達到安全或基本安全。 願景無疑令人心怡和心動。但通向目標的未來之路也許並不平坦。根據中國目前較為嚴峻的水污染生態，筆者認為，防治水污染應當拓出更為廣闊的戰略思路。 ———科學規劃流域內的重點產業布局。要協調上下游、左右岸在產業布局的關系，充分考慮重點污染企業對污染排放的處理；在飲用水水源地和大江大河的上游地區，要慎重布局重污染型企業，以免對中下游地區的用水造成威脅；要建立區域性「污染補償機制」。上游發展經濟污染了下游，就須以某種形式補償下游；同時，下游地區參加上游地區的環評工作，並嚴格實施一票否決制度，形成上下監督的機制和體系。 ———加強跨區域、跨流域的綜合管理與協調。跨區域、跨流域的綜合治理是從流域的生態承載力出發，突破地區和部門之間的障礙，綜合考慮流域內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與保護。同時，要根據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河流流量的季節變化等因素，科學核算流域的納污能力，在此基礎上，確定流域的污染物排放總量、各企業的排放定額和排放標准。為此，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建立權威高效的流域管理協調機構。這種機構應有各方面的代表組成，例如包括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流域內各級地方政府的代表、用水戶代表以及專家代表等。流域內一切重大的水事項和政策都應由流域管理委員會通過民主協商並表決的辦法來決定。 ———加大違規成本和懲治力度。通過架構和完善水環境保護的各項法規，達到對排污者經濟處罰、行政制裁以及刑事責任的綜合懲治。作為一項特別措施安排，國家可在省級以下行政區劃內成立「懲治環境違法行為中心局」。這種中心獨立於地方政府，它的成立可以進一步加強環境執法領域的工作力度，提高環境執法的專業化程度，使地方性的、單專業領域的環境執法職能上升到國家層面。 ———引入市場機制，以經濟手段推動水污染治理。首先，要建立環境資源價格體系，推行排污權有償交易，運用價格杠桿激勵企業加強污水治理，讓「治污者賺錢」。其次，要完善污水處理付費制度，積極落實污水處理收費政策，所有城鎮都要開征污水處理費，並逐步提高收費標准。第三，要吸引社會資金投入污水處理廠和管網建設，提高城市污水處理的技術水平。 ———強化農村面源污染的治理。針對農村與農業已經構成了水污染源的重要主體，我們應當構建城鄉一體化的水環境保護監督管理體系，研究制訂具有激勵機制的農村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首先，要大力推廣生態農業和有機農業，獎勵或補助實施農業清潔生產方式方法的農戶或集體；其次，要探索實施「污染補償」措施，按照「誰污染誰補償」原則，最終實施排污收費制度；第三，要開展農村面源污染防治適用技術和技術應用推廣措施研究，並進行污染源頭分類控制。例如：農用化學品減量化的技術措施，人禽糞便資源化利用，村鎮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高效、低成本、易於推廣的適用處理技術開發和推廣等等。

Ⅳ 國內水污染重大事件

水污染：中國公共危機

雖然經過了無數次的曝光和無數次的詰問，但中國水污染卻依然沒有得到有效的根除與遏制。據國務院八部委2008年環保專項行動的最新檢查結果顯示，全國113個重點監測城市飲用水源地水質達標率仍然偏低，其中243個地表水水源地中達標水源地為159個，佔到65%，不達標的為84個，佔35%，涉及到16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40個城市。水污染作為一個嚴重的公共危機正以超常的分量挑戰著中國政府的決策水準與能力。

黑色的「水圖」

從松花江苯泄漏到廣東北江鎘污染，從滇池水葫蘆瘋長到太湖藍藻泛濫，盡管一樁又一樁的無情事實在不斷挑戰著我國本已脆弱的水環境能力，但這些局部而片段的現象並沒有讓我們完整認識水污染的嚴重而殘酷，而只有打開中國水系的平面地圖，幾乎處於危機邊緣的水污染生態才能裸露無遺。

據國家環保總局的調查顯示，自兩年前松花江事件以來，我國共發生140多起水污染事故，平均每兩三天便發生一起與水有關的污染事故。而據監察部統計，近幾年全國每年水污染事故都在1700起以上。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屈原的這種浪漫情懷，如今越來越成為歷史的記憶和慨嘆。據環境保護總局發布的《中國環境狀況公報》稱，全國近14萬公里河流進行的水質評價，近40%的河水受到了嚴重污染；全國七大江河水系中劣V類水質佔41%。而環保總局發布的另一項重要調查顯示，在被統計的我國131條流經城市的河流中，嚴重污染的有36條，重度污染的有21條，中度污染的有38條。

作為我國北方的重要水源，黃河在近十多年中被污染的事實在不斷加重。黃河流域水資源保護局對黃河水污染的狀況進行量化分析後發現，黃河幹流近40%河段的水質為V類，基本喪失水體功能。與黃河一樣，撲向長江的污染面積也在不斷擴大。一項最新的調查顯示，長江幹流六成河水目前已遭污染，超過Ⅲ類水的斷面已達38%，比8年前上升了20.5%。無獨有偶，盡管淮河是中國投入最多、開展污染治理最早的大江大河，但如今仍是一條受污染最嚴重的河流。淮河在評價的2000公里的河段中，78.7%的河段不符合飲用水標准，79.7%的河段不符合漁業用水標准，32%的河段不符合灌溉用水標准。10年前，淮河還生長著60多種魚類資源，可如今這些魚類幾乎絕跡。

除了跨區域河流廣受污染外，局部性中小河流以及所謂的城市「龍須溝」都難逃被污染的厄運。上海的蘇州河曾經「黑」臭了80年，而就在筆者居住的廣州市，穿越市區並匯入珠江的大小14條河涌無一例外地都是發黑發臭。

當江河被污染所侵襲時，與其同吞吐的湖泊就很難獨善其身了。據環保總局發布的環境質量狀況報告顯示，我國「三湖」(滇池，巢湖，太湖)的水污染正在日益加重；有著「千湖之省」美譽的湖北省武漢市，覆蓋城區的38個湖泊污染負荷遠遠超過其水環境容量，其中32個湖泊水質為劣V類。而作為雲南省先前尚未遭受污染的兩大湖泊之一的撫仙湖，目前水質也在開始急劇降低。

以海洋為歸宿的河流湖泊帶給接納者的同樣是污染。據廣州海洋地質調查局的調查結果表明，珠江口海域有95%的海水被重度污染。無獨有偶，曾經是我國富饒「海上糧倉」的東海卻在每年4到6月赤潮頻發。專家指出，全國的污染通過河流向沿海集中的結果，使中國水污染的「最後一道防線」已被無情撕破。

洶涌的污染源

就像我們絲毫不懷疑水污染的嚴酷事實一樣，中國社會各個層面對於造成水污染幾大「始作俑者」的認識也日漸變得清晰和明朗。

產業結構不合理，增長方式粗放是中國經濟長期未能根治的痼疾，其重要表徵就是重化工業尤其是資源消耗工業增長較快。問題的關鍵在於，由於受水資源、航運等產業布局因素的影響，重化工業沿江或沿河布置已經成為一種範式。據統計，全國兩萬一千多家石化企業中，位於長江、黃河沿岸的石化企業達一萬三千多家。至於像小造紙、小皮革等項目在水環境敏感地區大起爐灶的現象更是比比皆是。如此產業布局的最嚴重後果就是大量污水在可能未經處理的情況下傾注到大江小河。據國家環保總局的調查統計，目前我國工業污水排放量每年達到300多億噸，尤其是七大水系所承載的工業污水排放與日俱增。

來自於農業方面的面源污染超過工業污染已經成為我國水污染的一個重要特徵。研究表明，農村面源污染在各類環境污染中的比重佔到30%-60%，並成為水污染的重中之重，其中污水中COD(含氧量)排放已超過城市和工業源的排放總量。一方面，過量使用化肥造成的污染十分驚人。如化肥施於土壤中，只有小部分被作物吸收，大部分則在雨水的作用下或滲透到地下污染地下水，或隨地表徑流進入河流、稻田、池塘。由於化肥會造成水域富營養化或飲用水源硝酸鹽含量超標，因此已經危害水質的「第一隱形殺手」。

農業污染可以對水資源形成傷害的另一大力量來源於畜禽和水產養殖業污染。有調查數據顯示：養殖一頭牛產生並排放的廢水超過22個人生活產生的廢水，養殖一頭豬產生的污水相當於7個人生活產生的廢水；北京近郊禽畜養殖場排放的有機物污染，相當於全市工農業生產污水和生活廢水中所含的有機污染物的2-3倍。

就在農業污染超過工業污染的同時，另一大污染源———生活污水又從城鄉的各個角落沖出並有愈演愈烈之勢。據了解，中國一年洗衣污水量就將近22億噸，相當於34個十三陵水庫，76個昆明湖。僅北京市和上海市2006年生活污水分別就達到9億和11億噸。全國大小城市的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已經超過了工業污水的排放量。

問題的關鍵在於，目前我國仍有61%的城市沒有污水處理廠。在污水處理設施得以修建的城市，能正常運行的也只有50%；還有的由於污水收集管網的原因，污水處理廠處理量不足設計處理能力的20%。而在廣袤的農村，生活污水處理設施基本為零。正因為污水處理率的低下，中水回用水平低，大量污染負荷就如泄閘之洪洶涌般進入河流與湖泊，中國水體環境質量由此被一步步逼向危險的邊緣。

管理體制之癢

從經濟學原理看，水資源屬於公共產品，應當納入政府資源建設和管理的范疇。質言之，水環境的保護和建設程度直接反映和考量著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力度。依此審視，我們就不難深入地看到水污染背後公共管理體制的失衡和羸弱。

「五龍治水，九龍戲水」是專家們對中國水資源管理模式極具形象的比喻。目前，政府部門中涉水、管水的主要包括水利、環保、漁業、林業、航運、城建、地礦等。這種「九龍治水」的機製表面上集中了眾多部門的力量，但事實上並不能達到「團結治水」的目的，相反在客觀上強化了職能部門的局部利益和單一目標，進而弱化了水資源的宏觀管理功能。

中國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特點是實行的是地方負責制，而恰恰這一點也許是值得我們深思和修正的地方。對於GDP的追逐和崇拜已經成為中國地方政府的慣性思維，而在實用主義和生態主義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觀之間作出選擇，作為「經濟人」的政府當然會不假思索地選擇前者。道理很簡單，後者不僅需要支付治理污染的巨額成本，還要支付為了控制污染而出讓的經濟收益成本。結果是，那些本應徹底關閉的小化工、小造紙、小皮革企業死而復生，陰魂不散；將沿江沿河作為工業企業的棲息地以拉升GDP就成為地方政府不謀而合的思想與行動。

對於水資源污染行為的漠視、慫恿乃至保護是地方政府留給社會的一大公害。中國民間環保組織———中國水污染地圖網研究發現，不僅國內許多知名企業已經成為了水污染的大戶，而且包括松下、百事等30多家在華經營的跨國公司也頻頻違反中國的水污染控製法規，而後者有一半以上集中在長三角地區。然而，時至今日，這些污染主體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懲治，相反還在繼續著自己的污染行為。

依法治水是世界各國的通例，但就是這一看似最強硬的手段在中國卻屢打折扣。按照《環境保護法》的規定，環保執法機構可以對任何一個污染項目處以數額不等的行政罰款，不過這種處罰只能算是九牛一毛。有人算過一筆賬，高污染企業每噸廢水的治理成本一般在1.2—1.8元，偷排每日的凈收益往往能達到幾十萬元，而環保部門最高罰款限額僅為10萬元，這種比較收益驅使著不少企業寧願認罰也不願治污。

管理的離散與制度的軟化導致了中國政府在投入了巨大成本的情況下，至今對於水污染的治理仍然收效甚微。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一份環境執法檢查報告中提到，中國水污染治理項目進展緩慢，重點流域「十五」時期污染治理任務沒有全部完成。其實，問題的嚴重性並不僅僅在於水污染治理進展緩慢，而且新的水污染還在繼續快速蔓延，水環境惡化的趨勢沒有得到實質性控制。

高昂的代價

北宋變法大家王安石說：「水之性善利萬物，萬物因水而生。」然而，面對著一個日漸變「黑」的中國水體環境，我們卻很難找到任何聊以自慰的樂觀感覺。

水污染直接危害的是百姓飲水安全。與國家環保總局披露的全國地表水源不達標城市佔檢測目標的34%的殘酷事實相同時，水利部也披露出一組令人驚心的數字：目前全國有3.2億農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標準的飲用水，其中約6300多萬人飲用高氟水，200萬人飲用高砷水，3800多萬人飲用苦鹹水，1.9億人飲用水有害物質含量超標。

從水源到飲用水再到食品，水污染形成的「惡性鏈條」已成為危害民眾身體健康與生命安全的「罪魁禍首」。權威資料顯示，中國大約每年有200萬人因為飲用含砷量很高的水而患病，農村約有2000多萬人飲用氟化物超標的水而患上地方性氟斑牙和氟骨症。同時專家指出，河北涉縣、河南沈丘縣、天津北辰區、陝西華縣、江蘇阜寧縣、廣東翁源縣等地區頻頻出現的「癌症村」等，都與飲用水污染高度相關。

對於經濟的灼傷無疑是水污染延伸出的最大後果。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的《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表明，2008年全國因包括水污染在內的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000多億元，約占當年GDP的4%。

靠天靠水的農業成為水污染的直接受害者。以黃河為例，由於農業是黃河上的用水大戶，占黃河總用水量的90%，因此黃河水污染給農業造成的損失每年最高達33億元。另據河北省環境狀況公報顯示，由於水資源匱乏，部分地區農民使用污水灌溉，導致全省去年污染耕地面積2100多公頃，造成農產品(11.14,0.00,0.00%)產量損失23000多噸。

還需正視，水污染所造成的危害性已經遠遠超過了經濟與衛生的范疇，其引致的群眾負擔加重和對政府不信任等次生矛盾日漸突出。據統計，全國信訪辦平均每天收到水環境污染糾紛群眾來信60多封，不僅如此，頻發的水污染事故，也造成地區間的糾紛不斷，影響和諧社會的構建。

構築「防污牆」

殘酷的歷史已經將中國政府無奈地推到了「先污染、後治理」這一西方工業化國家走過的老路之中，留給我們的選擇就是將舊污染降低到其危害的最低限度，徹底控制和杜絕新污染的發生。對此，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指出，到2010年，中國政府將投入6400億元用於水治理，占環保總投入的40%。同時，中國政府作出了鄭重承諾：到2010年全國設市城市污水處理率不低於70%，到2020年，使城鄉居民飲水達到安全或基本安全。

願景無疑令人心怡和心動。但通向目標的未來之路也許並不平坦。根據中國目前較為嚴峻的水污染生態，筆者認為，防治水污染應當拓出更為廣闊的戰略思路。

———科學規劃流域內的重點產業布局。要協調上下游、左右岸在產業布局的關系，充分考慮重點污染企業對污染排放的處理；在飲用水水源地和大江大河的上游地區，要慎重布局重污染型企業，以免對中下游地區的用水造成威脅；要建立區域性「污染補償機制」。上游發展經濟污染了下游，就須以某種形式補償下游；同時，下游地區參加上游地區的環評工作，並嚴格實施一票否決制度，形成上下監督的機制和體系。

———加強跨區域、跨流域的綜合管理與協調。跨區域、跨流域的綜合治理是從流域的生態承載力出發，突破地區和部門之間的障礙，綜合考慮流域內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與保護。同時，要根據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河流流量的季節變化等因素，科學核算流域的納污能力，在此基礎上，確定流域的污染物排放總量、各企業的排放定額和排放標准。為此，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建立權威高效的流域管理協調機構。這種機構應有各方面的代表組成，例如包括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流域內各級地方政府的代表、用水戶代表以及專家代表等。流域內一切重大的水事項和政策都應由流域管理委員會通過民主協商並表決的辦法來決定。

———加大違規成本和懲治力度。通過架構和完善水環境保護的各項法規，達到對排污者經濟處罰、行政制裁以及刑事責任的綜合懲治。作為一項特別措施安排，國家可在省級以下行政區劃內成立「懲治環境違法行為中心局」。這種中心獨立於地方政府，它的成立可以進一步加強環境執法領域的工作力度，提高環境執法的專業化程度，使地方性的、單專業領域的環境執法職能上升到國家層面。

———引入市場機制，以經濟手段推動水污染治理。首先，要建立環境資源價格體系，推行排污權有償交易，運用價格杠桿激勵企業加強污水治理，讓「治污者賺錢」。其次，要完善污水處理付費制度，積極落實污水處理收費政策，所有城鎮都要開征污水處理費，並逐步提高收費標准。第三，要吸引社會資金投入污水處理廠和管網建設，提高城市污水處理的技術水平。

———強化農村面源污染的治理。針對農村與農業已經構成了水污染源的重要主體，我們應當構建城鄉一體化的水環境保護監督管理體系，研究制訂具有激勵機制的農村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首先，要大力推廣生態農業和有機農業，獎勵或補助實施農業清潔生產方式方法的農戶或集體；其次，要探索實施「污染補償」措施，按照「誰污染誰補償」原則，最終實施排污收費制度；第三，要開展農村面源污染防治適用技術和技術應用推廣措施研究，並進行污染源頭分類控制。例如：農用化學品減量化的技術措施，人禽糞便資源化利用，村鎮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高效、低成本、易於推廣的適用處理技術開發和推廣等等。

Ⅳ 河南周口沈丘北城馬庄村修路情況

縣內還沒有做出真正的具體時間，沈丘新聞報道是2010年下半年開始對沈丘縣農村開始全面建設近年來，沈丘縣委、縣政府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結合縣域實際，以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為目標，以新農村建設為抓手，把新農村建設與村鎮環保工作有機結合。按照「整體推進，協調發展」的工作思路，突出農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和環境建設三個重點。強化措施，明確責任，分解任務，狠抓落實，使我縣農村基礎設施不斷改善，人居環境逐步優化，村容村貌和村鎮環境整治取得了階段性成效。具體做法是：一、制定發展規劃 整體推進實施遵循新農村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村容整潔、鄉風文明、管理民主」的總體指導方針，在分類推進新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工作中，為重點解決農村面源污染、環境衛生臟亂差、環保基礎設施滯後現象，縣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及時制定了《沈丘縣農村小康環保行動計劃》、編制了《沈丘縣農村污染防治規劃》等專項文件。為切實加強對分類工作的領導，使各級領導同志真正負起主要責任，主要領導親自抓，分管領導具體抓，抓好示範，以點帶面，推動全縣新農村建設和村鎮環保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示範鄉鎮還制訂了未來10年沈丘縣村鎮環保工作規劃，並出台了領導班子抓點帶面實施方案，切實做到整體推進實施。我縣共有22個鄉鎮（辦事處）、558個行政村。列為新農村建設和村鎮環保治理的一類村莊14個，二類村莊378個，三類村莊166個。縣政府以文件形式明確規定縣、鄉兩級主要領導率先分包行政村；按照上級「每人要在一、二、三類村莊中各選擇一個村作為自己的示範點」的要求，全縣22個鄉鎮（辦事處）的主要領導分包行政村數累計210個，佔全縣行政村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其中：一類行政村13個，二類行政村140個，三類行政村57個。列為新農村建設和村鎮環保工作的一類村莊：（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齊全配套，村莊區劃科學合理，建築美觀有序，綠化美化水平較高，居住環境良好，村莊管理水平較高，推動有條件的村莊發展成為新農村和村鎮環保工作的樣板）；二類村莊（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基本配套、村莊區劃合理、建築整齊有序、綠化水平較高、環境衛生狀況較好、管理水平明顯提高，建成一批新農村和村鎮環保工作的村莊）；在三類村莊：（急需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基本配套,對符合條件的貧困村，結合整村推進的扶貧措施，使其基礎設施狀況水平整體明顯提高，綠化、環境衛生狀況明顯改善，村舍環保工作規范整體面貌煥然一新）。縣委、縣政府、縣人大主要領導包村12個；四個鄉鎮共計104個行政村（其中：一類村莊7個；二類村62個；三類村35個）。通過分類實施、整體推進，實現二類村莊上台階，三類村莊變面貌，從根本上解決一些地方嚴重存在的房屋亂搭亂建、垃圾亂堆亂放、污水亂排亂流等問題，使多數村莊隨著環保工作的不斷提高，逐步發展成為經濟繁榮、設施完善、生態良好、環境優美、文明進步的新農村。二、採取得力措施 加強飲水安全近年來，隨著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在農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的同時，由於農村受生活污水、工業污染帶來的河流污染、垃圾排放量增大、城市工業污染逐步向農村轉移等原因，給農民飲水安全帶來了隱患。該縣以農村安全飲水工程為突破口，帶動農村污水治理工作。首先是以解決農村飲水安全為重點，加大對農村飲水安全工程的投入力度，進一步改善農村飲水條件。2008年我縣計劃投資5561萬元打深水井144眼，解決40萬人的安全飲水問題；目前已投資1319萬元打深水井13眼，解決26000人安全飲水；全縣規劃投資5561萬元，解決39.9萬人的安全飲水問題；投資17606萬元，修建鄉村道路966.4公里；規劃投資837萬元，建立分類垃圾池404個。縣委、政府、人大主要領導分包的鄉村，規劃修建村內公路36公里，建立分類垃圾池 20 多個。其中：付井鎮的郭崗新村，計劃修「一縱八橫」九條路；范營鄉的老唐庄、孫庄、鄭營規劃投資100多萬元，硬化村內道路；紙店鎮的潘營、程營、潘董庄各打深水井一眼，解決安全飲水問題；周營鄉的劉集、趙庄、孟寨，2008年安全飲水用戶率規劃達到100%。通過近幾年來的努力，根據國家農村安全飲用水工程的統一安排，我縣實施的農村安全飲水工程。涉及全縣18個鄉鎮，大邢庄鄉、周營鄉、付井鎮、紙店鎮、北城辦事處的供水廠相繼投入使用，解決了65個村莊14萬人口的安全飲用水。三、縣鄉合力運作 治理垃圾污水在村鎮垃圾和污水的治理上我縣主要採取實行因地制宜、分類指導、加大投入、示範推動的工作方針。認真落實新農村建設的「20」字方針，圍繞「六通、五改、四建設」（六通：通水、通路、通電、通廣播、通電話、通寬頻；五改：改房、改圈、改廁、改灶、改院；四建設：建設主要優勢產業、建設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社會保障體系）對村鎮環境進行治理。一是以沼氣建設帶動村鎮生態環保。大力推進農戶用沼氣建設，逐步完善農村沼氣服務體系，保障已建沼氣池正常發揮效用。加大「一池三改」實施力度，支持以沼氣為紐帶建設生態示範村。2008年計劃投入7706萬元，新增沼氣池11000個；目前完成5264個，占計劃任務的47.8%。我縣還積極推進農村太陽能工程，今年上半年，農村新安裝太陽能2800台。至目前，農村沼氣池建設已有3.9萬個。二是以環境衛生整治月活動帶動村鎮環保。結合環境衛生綜合整治月活動，狠抓了對村內垃圾、秸稈亂堆亂放、污水亂排亂流現象的治理，基本實現了建設生活垃圾集中堆放設施，就地進行分類。能利用的進行資源化處理，不能利用的進行安全填埋，垃圾不亂堆亂放，秸桿統一有序堆放，污水不亂排亂流；有條件的村建設了垃圾站，實行定點存放、統一收集、定時清運、集中處理；積極規劃完善村莊排水設施，積極進行農村河道、溝渠、坑塘綜合清理，確保汛期河道、溝渠、排水通暢，坑塘蓄水功能完善。全面實施秸稈禁燒工作，成效明顯。2008年，計劃在800個自然村，建設1200個（3m×6m）或（3m×8m）的垃圾堆放池，目前完成212個，占計劃任務的17.6%。三是以規模化畜禽生物養殖帶動村鎮環保。該縣在發展養殖的同時，為防止養殖業給村鎮帶來的污染，採取「三進三退」即：退出散養，退出庭院，退出村莊，進入小區，進入規模，進入市場循環的「三退三進」發展戰略。大力推行生物發酵養豬污染零排放技術，為加快零排放技術的推廣，縣政府拿出20萬元，培植典型的點帶面。該零排放技術是由日本60年代研究推廣的一項生物養豬技術。將有益微生物群體，按一定比例摻欄到鋸末、稻殼、谷糠中，調如溫度，以此混合物作豬舍墊料，這些墊料的微生物群體，能迅速降解、消化豬排泄的糞、尿，並且不產生臭味，不滋生蚊蟲，不污染環境，可連續使用2—3年，不用更換。為防止污染，豬舍不用每天清理糞便，省工30—50%；省水，豬舍不沖圈，節水達到90%。畜禽養殖堅持做到三個「必須」：一是新、改、擴建規模化畜禽養殖場必須堅持環評和「三同時」制度。二是選址時必須在禁止以外遠離主要道路、村莊、居民飲水源地。三是在設計和施工時必須有沼氣池，污水沉澱池，達不到要實行限期治理。對使用生物環保養豬技術的優先扶持、重點扶持。積極搞好畜禽糞便綜合利用。首先是利用畜禽糞便處理後，直接為種植業提供有機肥；其次利用工業化手段，生產復合肥有機肥料；最後是利用牛糞生產食用菌。生豬發酵豬舍已投入使用。目前已有6個老豬場准備改造。計劃建發酵舍2萬平方米。到年底新建和改建生物發酵舍將達到10萬平方米。確保所有規模化畜禽養殖場在2008年底全部改成生物養殖。至目前，我縣新建標准化養殖場（小區）33個。其中：奶牛小區1個，肉牛養殖4個，生豬規模場21個，家禽規模場6個，槐山羊繁育基地1個。新建大中型沼氣池12個，生物發酵床墊8600平方米，沉澱池10個500平方米，在生態養殖上全部實現了零排放。四是發展無公害農產品帶動村鎮環保。農業生產中過量使用化肥、高毒農葯、農膜以及污水灌溉造成土壤污染，已不同程度地影響農產品質量的提高，甚至威脅食品安全。我縣上下深深地認識到：化肥、農葯施用過量，不僅容易造成植物變異和農作物質量下降，造成經濟損失，而且容易通過食物鏈聚集到人體和動物體中引發疾病，威脅人民群眾身體健康，還會導致大氣污染、地表水污染、地下水污染和生態系統退化等其他次生態環境問題。在全縣土壤污染狀況調查的基礎上，選擇對食品安全和環境安全有重要意義的1個地方，由環保部門會同農業部門組織，委託專業機構實施，採取生物修復、施加抑制劑、客土、淋洗等措施，建設土壤污染綜合治理與修復示範工程。由農業部門組織實施在全縣推廣測土施肥技術，在全縣主要糧食生產基地和主要耕地上建設沃土工程綜合示範基地。在使用的化肥、高殘留農葯上進行全方位的控制。與些同時，為改善這種現狀，我縣從2005年起開始實施無公害食品、有機食品生產基地建設。由環保部門組織，在全縣選擇2個地方，開展有機食品生產基地環境調查與評估，編制有機食品生產基地發展規劃，制定有機食品生產基地技術規范和管理辦法，開展產地水、土壤、大氣環境質量定期監測，進行有機食品基地認證工作。由農業部門組織開展無公害產品生產基地建設。目前，全縣有市級無公害標准農業生產基地8個，省級標准化農產品無公害生產基地8個，預計到2015年，全縣建設10個無公害規模化農產品生產基地。五是開展「三清兩改一建」村鎮環保。集中精力，積極開展了「三清兩改一建」（清垃圾、清污泥、清路障，改水、改廁，建立一個長效機制）活動，在全縣范圍內迅速掀起了環境衛生綜合整治活動高潮，通過活動基本達到了無垃圾成片暴露、無污泥和路障、無污水亂排亂流、無秸桿亂堆亂放等整治目標，徹底改變了農村「臟、亂、差」現象，使農民在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觀念現代化上取得了明顯提高。對長期困擾農村的垃圾問題，做到一清二運三埋；對污水排放，堅持一疏通二入池；對農村生態綠化，突出抓好村莊、道路、農田林網的綠化。在環境整治的工作方法上，以抓點促線帶面為突破口，強化落實。抓點就是抓好14個示範村和重點整治村的整治，促線就是抓好一批有潛力的行政村整治，帶面就是通過示範村輻射帶動，推動全縣所有行政村的整治。目前，全縣14個示範村、重點整治村已按照「八個必須」標准基本完成整治任務，378個有潛力的行政村已基本完成整治任務，166個普通村的環境整治已全面鋪開。為了保證新農村建設工作取得真正效果，在具體工作中，各鄉鎮、辦事處主要領導都紛紛新臨一線，既當指揮員又當戰斗員，迅速在全縣掀起新一輪整治熱潮。在環境整治的資金投入上，縣財政在十分困難情況下，撤出600萬元支持新農村建設，其中200萬元用於村容村貌和長效機制建立。四、建立長效機制 推進村鎮環保在整體推進全縣村鎮環保工作的同時，我縣還結合縣情，建立完善了縣、鄉、村、戶四級長效保潔投入機制。縣財政對農村保潔人員經費、垃圾填埋場和秸桿推放點投入專項獎補資金。對保潔人員經費縣財政按3000人以上（含3000人）的行政村補助4000元、2000人以上（含2000人）的行政村補助3000元、2000人以下的行政村補助2000元的標准予以補助。對標準的垃圾填埋場和秸稈堆放點縣財政分別按1000元標准予以補助。配置專職保潔人員，保潔人數的配備按照行政村人口和自然村情況確定；人口較集中的行政村原則上按每500人配備一名保潔員；人口較分散的自然村按每300人配備一名保潔員。目前，全縣的保潔隊伍人數達1674人。每個行政村設置垃圾填埋場和秸桿堆放點等保潔場地，要求垃圾填埋必須距村莊300米以外，要盡可能選擇村外大坑、大溝或廢舊池塘等。周圍護砌外牆、栽植樹木、有明顯標志且注意風向，從根本上解決垃圾出路問題。為確保全縣新農村建設環境整治長效機制建設制度化、規范化，建立健全了保潔資金管理制度、保潔人員管理制度、垃圾清運制度。 ，重點在於提高農民的生活住房，以及公共設施基礎建設》

Ⅵ 國家對水污染有什麼防止工作

水污染：中國公共危機 雖然經過了無數次的曝光和無數次的詰問，但中國水污染卻依然沒有得到有效的根除與遏制。據國務院八部委2008年環保專項行動的最新檢查結果顯示，全國113個重點監測城市飲用水源地水質達標率仍然偏低，其中243個地表水水源地中達標水源地為159個，佔到65%，不達標的為84個，佔35%，涉及到16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40個城市。水污染作為一個嚴重的公共危機正以超常的分量挑戰著中國政府的決策水準與能力。 黑色的「水圖」 從松花江苯泄漏到廣東北江鎘污染，從滇池水葫蘆瘋長到太湖藍藻泛濫，盡管一樁又一樁的無情事實在不斷挑戰著我國本已脆弱的水環境能力，但這些局部而片段的現象並沒有讓我們完整認識水污染的嚴重而殘酷，而只有打開中國水系的平面地圖，幾乎處於危機邊緣的水污染生態才能裸露無遺。 據國家環保總局的調查顯示，自兩年前松花江事件以來，我國共發生140多起水污染事故，平均每兩三天便發生一起與水有關的污染事故。而據監察部統計，近幾年全國每年水污染事故都在1700起以上。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屈原的這種浪漫情懷，如今越來越成為歷史的記憶和慨嘆。據環境保護總局發布的《中國環境狀況公報》稱，全國近14萬公里河流進行的水質評價，近40%的河水受到了嚴重污染；全國七大江河水系中劣V類水質佔41%。而環保總局發布的另一項重要調查顯示，在被統計的我國131條流經城市的河流中，嚴重污染的有36條，重度污染的有21條，中度污染的有38條。 作為我國北方的重要水源，黃河在近十多年中被污染的事實在不斷加重。黃河流域水資源保護局對黃河水污染的狀況進行量化分析後發現，黃河幹流近40%河段的水質為V類，基本喪失水體功能。與黃河一樣，撲向長江的污染面積也在不斷擴大。一項最新的調查顯示，長江幹流六成河水目前已遭污染，超過Ⅲ類水的斷面已達38%，比8年前上升了20.5%。無獨有偶，盡管淮河是中國投入最多、開展污染治理最早的大江大河，但如今仍是一條受污染最嚴重的河流。淮河在評價的2000公里的河段中，78.7%的河段不符合飲用水標准，79.7%的河段不符合漁業用水標准，32%的河段不符合灌溉用水標准。10年前，淮河還生長著60多種魚類資源，可如今這些魚類幾乎絕跡。 除了跨區域河流廣受污染外，局部性中小河流以及所謂的城市「龍須溝」都難逃被污染的厄運。上海的蘇州河曾經「黑」臭了80年，而就在筆者居住的廣州市，穿越市區並匯入珠江的大小14條河涌無一例外地都是發黑發臭。 當江河被污染所侵襲時，與其同吞吐的湖泊就很難獨善其身了。據環保總局發布的環境質量狀況報告顯示，我國「三湖」(滇池，巢湖，太湖)的水污染正在日益加重；有著「千湖之省」美譽的湖北省武漢市，覆蓋城區的38個湖泊污染負荷遠遠超過其水環境容量，其中32個湖泊水質為劣V類。而作為雲南省先前尚未遭受污染的兩大湖泊之一的撫仙湖，目前水質也在開始急劇降低。 以海洋為歸宿的河流湖泊帶給接納者的同樣是污染。據廣州海洋地質調查局的調查結果表明，珠江口海域有95%的海水被重度污染。無獨有偶，曾經是我國富饒「海上糧倉」的東海卻在每年4到6月赤潮頻發。專家指出，全國的污染通過河流向沿海集中的結果，使中國水污染的「最後一道防線」已被無情撕破。 洶涌的污染源 就像我們絲毫不懷疑水污染的嚴酷事實一樣，中國社會各個層面對於造成水污染幾大「始作俑者」的認識也日漸變得清晰和明朗。 產業結構不合理，增長方式粗放是中國經濟長期未能根治的痼疾，其重要表徵就是重化工業尤其是資源消耗工業增長較快。問題的關鍵在於，由於受水資源、航運等產業布局因素的影響，重化工業沿江或沿河布置已經成為一種範式。據統計，全國兩萬一千多家石化企業中，位於長江、黃河沿岸的石化企業達一萬三千多家。至於像小造紙、小皮革等項目在水環境敏感地區大起爐灶的現象更是比比皆是。如此產業布局的最嚴重後果就是大量污水在可能未經處理的情況下傾注到大江小河。據國家環保總局的調查統計，目前我國工業污水排放量每年達到300多億噸，尤其是七大水系所承載的工業污水排放與日俱增。 來自於農業方面的面源污染超過工業污染已經成為我國水污染的一個重要特徵。研究表明，農村面源污染在各類環境污染中的比重佔到30%-60%，並成為水污染的重中之重，其中污水中COD(含氧量)排放已超過城市和工業源的排放總量。一方面，過量使用化肥造成的污染十分驚人。如化肥施於土壤中，只有小部分被作物吸收，大部分則在雨水的作用下或滲透到地下污染地下水，或隨地表徑流進入河流、稻田、池塘。由於化肥會造成水域富營養化或飲用水源硝酸鹽含量超標，因此已經危害水質的「第一隱形殺手」。 農業污染可以對水資源形成傷害的另一大力量來源於畜禽和水產養殖業污染。有調查數據顯示：養殖一頭牛產生並排放的廢水超過22個人生活產生的廢水，養殖一頭豬產生的污水相當於7個人生活產生的廢水；北京近郊禽畜養殖場排放的有機物污染，相當於全市工農業生產污水和生活廢水中所含的有機污染物的2-3倍。 就在農業污染超過工業污染的同時，另一大污染源———生活污水又從城鄉的各個角落沖出並有愈演愈烈之勢。據了解，中國一年洗衣污水量就將近22億噸，相當於34個十三陵水庫，76個昆明湖。僅北京市和上海市2006年生活污水分別就達到9億和11億噸。全國大小城市的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已經超過了工業污水的排放量。 問題的關鍵在於，目前我國仍有61%的城市沒有污水處理廠。在污水處理設施得以修建的城市，能正常運行的也只有50%；還有的由於污水收集管網的原因，污水處理廠處理量不足設計處理能力的20%。而在廣袤的農村，生活污水處理設施基本為零。正因為污水處理率的低下，中水回用水平低，大量污染負荷就如泄閘之洪洶涌般進入河流與湖泊，中國水體環境質量由此被一步步逼向危險的邊緣。 管理體制之癢 從經濟學原理看，水資源屬於公共產品，應當納入政府資源建設和管理的范疇。質言之，水環境的保護和建設程度直接反映和考量著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力度。依此審視，我們就不難深入地看到水污染背後公共管理體制的失衡和羸弱。 「五龍治水，九龍戲水」是專家們對中國水資源管理模式極具形象的比喻。目前，政府部門中涉水、管水的主要包括水利、環保、漁業、林業、航運、城建、地礦等。這種「九龍治水」的機製表面上集中了眾多部門的力量，但事實上並不能達到「團結治水」的目的，相反在客觀上強化了職能部門的局部利益和單一目標，進而弱化了水資源的宏觀管理功能。 中國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特點是實行的是地方負責制，而恰恰這一點也許是值得我們深思和修正的地方。對於GDP的追逐和崇拜已經成為中國地方政府的慣性思維，而在實用主義和生態主義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觀之間作出選擇，作為「經濟人」的政府當然會不假思索地選擇前者。道理很簡單，後者不僅需要支付治理污染的巨額成本，還要支付為了控制污染而出讓的經濟收益成本。結果是，那些本應徹底關閉的小化工、小造紙、小皮革企業死而復生，陰魂不散；將沿江沿河作為工業企業的棲息地以拉升GDP就成為地方政府不謀而合的思想與行動。 對於水資源污染行為的漠視、慫恿乃至保護是地方政府留給社會的一大公害。中國民間環保組織———中國水污染地圖網研究發現，不僅國內許多知名企業已經成為了水污染的大戶，而且包括松下、百事等30多家在華經營的跨國公司也頻頻違反中國的水污染控製法規，而後者有一半以上集中在長三角地區。然而，時至今日，這些污染主體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懲治，相反還在繼續著自己的污染行為。 依法治水是世界各國的通例，但就是這一看似最強硬的手段在中國卻屢打折扣。按照《環境保護法》的規定，環保執法機構可以對任何一個污染項目處以數額不等的行政罰款，不過這種處罰只能算是九牛一毛。有人算過一筆賬，高污染企業每噸廢水的治理成本一般在1.2—1.8元，偷排每日的凈收益往往能達到幾十萬元，而環保部門最高罰款限額僅為10萬元，這種比較收益驅使著不少企業寧願認罰也不願治污。 管理的離散與制度的軟化導致了中國政府在投入了巨大成本的情況下，至今對於水污染的治理仍然收效甚微。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一份環境執法檢查報告中提到，中國水污染治理項目進展緩慢，重點流域「十五」時期污染治理任務沒有全部完成。其實，問題的嚴重性並不僅僅在於水污染治理進展緩慢，而且新的水污染還在繼續快速蔓延，水環境惡化的趨勢沒有得到實質性控制。 高昂的代價 北宋變法大家王安石說：「水之性善利萬物，萬物因水而生。」然而，面對著一個日漸變「黑」的中國水體環境，我們卻很難找到任何聊以自慰的樂觀感覺。 水污染直接危害的是百姓飲水安全。與國家環保總局披露的全國地表水源不達標城市佔檢測目標的34%的殘酷事實相同時，水利部也披露出一組令人驚心的數字：目前全國有3.2億農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標準的飲用水，其中約6300多萬人飲用高氟水，200萬人飲用高砷水，3800多萬人飲用苦鹹水，1.9億人飲用水有害物質含量超標。 從水源到飲用水再到食品，水污染形成的「惡性鏈條」已成為危害民眾身體健康與生命安全的「罪魁禍首」。權威資料顯示，中國大約每年有200萬人因為飲用含砷量很高的水而患病，農村約有2000多萬人飲用氟化物超標的水而患上地方性氟斑牙和氟骨症。同時專家指出，河北涉縣、河南沈丘縣、天津北辰區、陝西華縣、江蘇阜寧縣、廣東翁源縣等地區頻頻出現的「癌症村」等，都與飲用水污染高度相關。 對於經濟的灼傷無疑是水污染延伸出的最大後果。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的《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表明，2008年全國因包括水污染在內的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000多億元，約占當年GDP的4%。 靠天靠水的農業成為水污染的直接受害者。以黃河為例，由於農業是黃河上的用水大戶，占黃河總用水量的90%，因此黃河水污染給農業造成的損失每年最高達33億元。另據河北省環境狀況公報顯示，由於水資源匱乏，部分地區農民使用污水灌溉，導致全省去年污染耕地面積2100多公頃，造成農產品(11.14,0.00,0.00%)產量損失23000多噸。 還需正視，水污染所造成的危害性已經遠遠超過了經濟與衛生的范疇，其引致的群眾負擔加重和對政府不信任等次生矛盾日漸突出。據統計，全國信訪辦平均每天收到水環境污染糾紛群眾來信60多封，不僅如此，頻發的水污染事故，也造成地區間的糾紛不斷，影響和諧社會的構建。 構築「防污牆」 殘酷的歷史已經將中國政府無奈地推到了「先污染、後治理」這一西方工業化國家走過的老路之中，留給我們的選擇就是將舊污染降低到其危害的最低限度，徹底控制和杜絕新污染的發生。對此，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指出，到2010年，中國政府將投入6400億元用於水治理，占環保總投入的40%。同時，中國政府作出了鄭重承諾：到2010年全國設市城市污水處理率不低於70%，到2020年，使城鄉居民飲水達到安全或基本安全。 願景無疑令人心怡和心動。但通向目標的未來之路也許並不平坦。根據中國目前較為嚴峻的水污染生態，筆者認為，防治水污染應當拓出更為廣闊的戰略思路。 ———科學規劃流域內的重點產業布局。要協調上下游、左右岸在產業布局的關系，充分考慮重點污染企業對污染排放的處理；在飲用水水源地和大江大河的上游地區，要慎重布局重污染型企業，以免對中下游地區的用水造成威脅；要建立區域性「污染補償機制」。上游發展經濟污染了下游，就須以某種形式補償下游；同時，下游地區參加上游地區的環評工作，並嚴格實施一票否決制度，形成上下監督的機制和體系。 ———加強跨區域、跨流域的綜合管理與協調。跨區域、跨流域的綜合治理是從流域的生態承載力出發，突破地區和部門之間的障礙，綜合考慮流域內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與保護。同時，要根據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河流流量的季節變化等因素，科學核算流域的納污能力，在此基礎上，確定流域的污染物排放總量、各企業的排放定額和排放標准。為此，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建立權威高效的流域管理協調機構。這種機構應有各方面的代表組成，例如包括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流域內各級地方政府的代表、用水戶代表以及專家代表等。流域內一切重大的水事項和政策都應由流域管理委員會通過民主協商並表決的辦法來決定。 ———加大違規成本和懲治力度。通過架構和完善水環境保護的各項法規，達到對排污者經濟處罰、行政制裁以及刑事責任的綜合懲治。作為一項特別措施安排，國家可在省級以下行政區劃內成立「懲治環境違法行為中心局」。這種中心獨立於地方政府，它的成立可以進一步加強環境執法領域的工作力度，提高環境執法的專業化程度，使地方性的、單專業領域的環境執法職能上升到國家層面。 ———引入市場機制，以經濟手段推動水污染治理。首先，要建立環境資源價格體系，推行排污權有償交易，運用價格杠桿激勵企業加強污水治理，讓「治污者賺錢」。其次，要完善污水處理付費制度，積極落實污水處理收費政策，所有城鎮都要開征污水處理費，並逐步提高收費標准。第三，要吸引社會資金投入污水處理廠和管網建設，提高城市污水處理的技術水平。 ———強化農村面源污染的治理。針對農村與農業已經構成了水污染源的重要主體，我們應當構建城鄉一體化的水環境保護監督管理體系，研究制訂具有激勵機制的農村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首先，要大力推廣生態農業和有機農業，獎勵或補助實施農業清潔生產方式方法的農戶或集體；其次，要探索實施「污染補償」措施，按照「誰污染誰補償」原則，最終實施排污收費制度；第三，要開展農村面源污染防治適用技術和技術應用推廣措施研究，並進行污染源頭分類控制。例如：農用化學品減量化的技術措施，人禽糞便資源化利用，村鎮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高效、低成本、易於推廣的適用處理技術開發和推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