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口沈丘县光学污水处理

Ⅰ 用光学显微镜观察污水处理生化系统细菌，目镜和物镜分别用多少倍的比较合适哪位师哥师姐知道谢谢

10×40应该可以看到了，有100的油镜就更好了。但你的问题不在这里，大多数细菌不进行染色的话势不可能看得到的。你可以去网上查一查细菌的简单染色法，革兰氏染色法也可以。
操作方法可以到网络之类的地方搜，网上肯定有。就用革兰氏染色法就应该可以了。染料是结晶紫和番红（复红也可以）。

Ⅱ 疯狂碾压水鸟、污水直排西蔡河，公园建设施工如此粗暴该叫停，你怎么看

5月18日，中国绿发会“野大豆保护区.沈丘”保护区负责人霍老师来电话体现：本地西蔡河已经施工的生态公园项目建设，在天然的水鸟的繁殖期粗鲁清挖河堤，导致今年秋冬约3000多个新生儿的天然的水鸟被辗轧至死，之后因施工造成的管道网裂开，也是直接排放数万吨废水进到西蔡河，对本地湿地公园绿色生态导致了受到破坏。

5月6日中午、5月7日早上，霍老师2次向河南沈丘县环境保护局、县生态资源发展趋势管理中心、县城建局等企业举报，规定有关部门劝阻该类毁坏湿地公园的个人行为，但迄今没有获得确立回应。

生态公园基本建设，其目地便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湿地公园绿色生态，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粗鲁毁坏湿地公园，乃至立即大量摧毁湿地公园天然的水鸟栖息的地方，包含造成国家级别维护野生动植物身亡，那样的施工做为与生态公园基本建设目地并不是恰好倒行逆施了呢？

5月18日早上，绿会调研室获知信息内容后，与任丘县宣传部多方面开展核查联络，另一方电话没有人接，后表明“电话停机”。5月7日早晨，沈丘县西蔡河一带裂开的生活污水处理管道网，仍在哗啦啦直接排放，对中下游西蔡河湿地公园“水漫金山寺”。绿会调研室将对于此事维持关心。

Ⅲ 淮河学生意外事故事件

水污染：中国公共危机 虽然经过了无数次的曝光和无数次的诘问，但中国水污染却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根除与遏制。据国务院八部委2008年环保专项行动的最新检查结果显示，全国113个重点监测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仍然偏低，其中243个地表水水源地中达标水源地为159个，占到65%，不达标的为84个，占35%，涉及到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个城市。水污染作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危机正以超常的分量挑战着中国政府的决策水准与能力。 黑色的“水图” 从松花江苯泄漏到广东北江镉污染，从滇池水葫芦疯长到太湖蓝藻泛滥，尽管一桩又一桩的无情事实在不断挑战着我国本已脆弱的水环境能力，但这些局部而片段的现象并没有让我们完整认识水污染的严重而残酷，而只有打开中国水系的平面地图，几乎处于危机边缘的水污染生态才能裸露无遗。 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显示，自两年前松花江事件以来，我国共发生140多起水污染事故，平均每两三天便发生一起与水有关的污染事故。而据监察部统计，近几年全国每年水污染事故都在1700起以上。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屈原的这种浪漫情怀，如今越来越成为历史的记忆和慨叹。据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称，全国近14万公里河流进行的水质评价，近40%的河水受到了严重污染；全国七大江河水系中劣V类水质占41%。而环保总局发布的另一项重要调查显示，在被统计的我国131条流经城市的河流中，严重污染的有36条，重度污染的有21条，中度污染的有38条。 作为我国北方的重要水源，黄河在近十多年中被污染的事实在不断加重。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对黄河水污染的状况进行量化分析后发现，黄河干流近40%河段的水质为V类，基本丧失水体功能。与黄河一样，扑向长江的污染面积也在不断扩大。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长江干流六成河水目前已遭污染，超过Ⅲ类水的断面已达38%，比8年前上升了20.5%。无独有偶，尽管淮河是中国投入最多、开展污染治理最早的大江大河，但如今仍是一条受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淮河在评价的2000公里的河段中，78.7%的河段不符合饮用水标准，79.7%的河段不符合渔业用水标准，32%的河段不符合灌溉用水标准。10年前，淮河还生长着60多种鱼类资源，可如今这些鱼类几乎绝迹。 除了跨区域河流广受污染外，局部性中小河流以及所谓的城市“龙须沟”都难逃被污染的厄运。上海的苏州河曾经“黑”臭了80年，而就在笔者居住的广州市，穿越市区并汇入珠江的大小14条河涌无一例外地都是发黑发臭。 当江河被污染所侵袭时，与其同吞吐的湖泊就很难独善其身了。据环保总局发布的环境质量状况报告显示，我国“三湖”(滇池，巢湖，太湖)的水污染正在日益加重；有着“千湖之省”美誉的湖北省武汉市，覆盖城区的38个湖泊污染负荷远远超过其水环境容量，其中32个湖泊水质为劣V类。而作为云南省先前尚未遭受污染的两大湖泊之一的抚仙湖，目前水质也在开始急剧降低。 以海洋为归宿的河流湖泊带给接纳者的同样是污染。据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调查结果表明，珠江口海域有95%的海水被重度污染。无独有偶，曾经是我国富饶“海上粮仓”的东海却在每年4到6月赤潮频发。专家指出，全国的污染通过河流向沿海集中的结果，使中国水污染的“最后一道防线”已被无情撕破。 汹涌的污染源 就像我们丝毫不怀疑水污染的严酷事实一样，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对于造成水污染几大“始作俑者”的认识也日渐变得清晰和明朗。 产业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是中国经济长期未能根治的痼疾，其重要表征就是重化工业尤其是资源消耗工业增长较快。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受水资源、航运等产业布局因素的影响，重化工业沿江或沿河布置已经成为一种范式。据统计，全国两万一千多家石化企业中，位于长江、黄河沿岸的石化企业达一万三千多家。至于像小造纸、小皮革等项目在水环境敏感地区大起炉灶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如此产业布局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大量污水在可能未经处理的情况下倾注到大江小河。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统计，目前我国工业污水排放量每年达到300多亿吨，尤其是七大水系所承载的工业污水排放与日俱增。 来自于农业方面的面源污染超过工业污染已经成为我国水污染的一个重要特征。研究表明，农村面源污染在各类环境污染中的比重占到30%-60%，并成为水污染的重中之重，其中污水中COD(含氧量)排放已超过城市和工业源的排放总量。一方面，过量使用化肥造成的污染十分惊人。如化肥施于土壤中，只有小部分被作物吸收，大部分则在雨水的作用下或渗透到地下污染地下水，或随地表径流进入河流、稻田、池塘。由于化肥会造成水域富营养化或饮用水源硝酸盐含量超标，因此已经危害水质的“第一隐形杀手”。 农业污染可以对水资源形成伤害的另一大力量来源于畜禽和水产养殖业污染。有调查数据显示：养殖一头牛产生并排放的废水超过22个人生活产生的废水，养殖一头猪产生的污水相当于7个人生活产生的废水；北京近郊禽畜养殖场排放的有机物污染，相当于全市工农业生产污水和生活废水中所含的有机污染物的2-3倍。 就在农业污染超过工业污染的同时，另一大污染源———生活污水又从城乡的各个角落冲出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据了解，中国一年洗衣污水量就将近22亿吨，相当于34个十三陵水库，76个昆明湖。仅北京市和上海市2006年生活污水分别就达到9亿和11亿吨。全国大小城市的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已经超过了工业污水的排放量。 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我国仍有61%的城市没有污水处理厂。在污水处理设施得以修建的城市，能正常运行的也只有50%；还有的由于污水收集管网的原因，污水处理厂处理量不足设计处理能力的20%。而在广袤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基本为零。正因为污水处理率的低下，中水回用水平低，大量污染负荷就如泄闸之洪汹涌般进入河流与湖泊，中国水体环境质量由此被一步步逼向危险的边缘。 管理体制之痒 从经济学原理看，水资源属于公共产品，应当纳入政府资源建设和管理的范畴。质言之，水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程度直接反映和考量着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力度。依此审视，我们就不难深入地看到水污染背后公共管理体制的失衡和羸弱。 “五龙治水，九龙戏水”是专家们对中国水资源管理模式极具形象的比喻。目前，政府部门中涉水、管水的主要包括水利、环保、渔业、林业、航运、城建、地矿等。这种“九龙治水”的机制表面上集中了众多部门的力量，但事实上并不能达到“团结治水”的目的，相反在客观上强化了职能部门的局部利益和单一目标，进而弱化了水资源的宏观管理功能。 中国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特点是实行的是地方负责制，而恰恰这一点也许是值得我们深思和修正的地方。对于GDP的追逐和崇拜已经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的惯性思维，而在实用主义和生态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观之间作出选择，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当然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前者。道理很简单，后者不仅需要支付治理污染的巨额成本，还要支付为了控制污染而出让的经济收益成本。结果是，那些本应彻底关闭的小化工、小造纸、小皮革企业死而复生，阴魂不散；将沿江沿河作为工业企业的栖息地以拉升GDP就成为地方政府不谋而合的思想与行动。 对于水资源污染行为的漠视、怂恿乃至保护是地方政府留给社会的一大公害。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中国水污染地图网研究发现，不仅国内许多知名企业已经成为了水污染的大户，而且包括松下、百事等30多家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也频频违反中国的水污染控制法规，而后者有一半以上集中在长三角地区。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污染主体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治，相反还在继续着自己的污染行为。 依法治水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但就是这一看似最强硬的手段在中国却屡打折扣。按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保执法机构可以对任何一个污染项目处以数额不等的行政罚款，不过这种处罚只能算是九牛一毛。有人算过一笔账，高污染企业每吨废水的治理成本一般在1.2—1.8元，偷排每日的净收益往往能达到几十万元，而环保部门最高罚款限额仅为10万元，这种比较收益驱使着不少企业宁愿认罚也不愿治污。 管理的离散与制度的软化导致了中国政府在投入了巨大成本的情况下，至今对于水污染的治理仍然收效甚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一份环境执法检查报告中提到，中国水污染治理项目进展缓慢，重点流域“十五”时期污染治理任务没有全部完成。其实，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水污染治理进展缓慢，而且新的水污染还在继续快速蔓延，水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实质性控制。 高昂的代价 北宋变法大家王安石说：“水之性善利万物，万物因水而生。”然而，面对着一个日渐变“黑”的中国水体环境，我们却很难找到任何聊以自慰的乐观感觉。 水污染直接危害的是百姓饮水安全。与国家环保总局披露的全国地表水源不达标城市占检测目标的34%的残酷事实相同时，水利部也披露出一组令人惊心的数字：目前全国有3.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约6300多万人饮用高氟水，200万人饮用高砷水，3800多万人饮用苦咸水，1.9亿人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 从水源到饮用水再到食品，水污染形成的“恶性链条”已成为危害民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的“罪魁祸首”。权威资料显示，中国大约每年有200万人因为饮用含砷量很高的水而患病，农村约有2000多万人饮用氟化物超标的水而患上地方性氟斑牙和氟骨症。同时专家指出，河北涉县、河南沈丘县、天津北辰区、陕西华县、江苏阜宁县、广东翁源县等地区频频出现的“癌症村”等，都与饮用水污染高度相关。 对于经济的灼伤无疑是水污染延伸出的最大后果。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表明，2008年全国因包括水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000多亿元，约占当年GDP的4%。 靠天靠水的农业成为水污染的直接受害者。以黄河为例，由于农业是黄河上的用水大户，占黄河总用水量的90%，因此黄河水污染给农业造成的损失每年最高达33亿元。另据河北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由于水资源匮乏，部分地区农民使用污水灌溉，导致全省去年污染耕地面积2100多公顷，造成农产品(11.14,0.00,0.00%)产量损失23000多吨。 还需正视，水污染所造成的危害性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与卫生的范畴，其引致的群众负担加重和对政府不信任等次生矛盾日渐突出。据统计，全国信访办平均每天收到水环境污染纠纷群众来信60多封，不仅如此，频发的水污染事故，也造成地区间的纠纷不断，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筑“防污墙” 残酷的历史已经将中国政府无奈地推到了“先污染、后治理”这一西方工业化国家走过的老路之中，留给我们的选择就是将旧污染降低到其危害的最低限度，彻底控制和杜绝新污染的发生。对此，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指出，到2010年，中国政府将投入6400亿元用于水治理，占环保总投入的40%。同时，中国政府作出了郑重承诺：到2010年全国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0%，到2020年，使城乡居民饮水达到安全或基本安全。 愿景无疑令人心怡和心动。但通向目标的未来之路也许并不平坦。根据中国目前较为严峻的水污染生态，笔者认为，防治水污染应当拓出更为广阔的战略思路。 ———科学规划流域内的重点产业布局。要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在产业布局的关系，充分考虑重点污染企业对污染排放的处理；在饮用水水源地和大江大河的上游地区，要慎重布局重污染型企业，以免对中下游地区的用水造成威胁；要建立区域性“污染补偿机制”。上游发展经济污染了下游，就须以某种形式补偿下游；同时，下游地区参加上游地区的环评工作，并严格实施一票否决制度，形成上下监督的机制和体系。 ———加强跨区域、跨流域的综合管理与协调。跨区域、跨流域的综合治理是从流域的生态承载力出发，突破地区和部门之间的障碍，综合考虑流域内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同时，要根据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河流流量的季节变化等因素，科学核算流域的纳污能力，在此基础上，确定流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各企业的排放定额和排放标准。为此，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建立权威高效的流域管理协调机构。这种机构应有各方面的代表组成，例如包括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流域内各级地方政府的代表、用水户代表以及专家代表等。流域内一切重大的水事项和政策都应由流域管理委员会通过民主协商并表决的办法来决定。 ———加大违规成本和惩治力度。通过架构和完善水环境保护的各项法规，达到对排污者经济处罚、行政制裁以及刑事责任的综合惩治。作为一项特别措施安排，国家可在省级以下行政区划内成立“惩治环境违法行为中心局”。这种中心独立于地方政府，它的成立可以进一步加强环境执法领域的工作力度，提高环境执法的专业化程度，使地方性的、单专业领域的环境执法职能上升到国家层面。 ———引入市场机制，以经济手段推动水污染治理。首先，要建立环境资源价格体系，推行排污权有偿交易，运用价格杠杆激励企业加强污水治理，让“治污者赚钱”。其次，要完善污水处理付费制度，积极落实污水处理收费政策，所有城镇都要开征污水处理费，并逐步提高收费标准。第三，要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污水处理厂和管网建设，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的技术水平。 ———强化农村面源污染的治理。针对农村与农业已经构成了水污染源的重要主体，我们应当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水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体系，研究制订具有激励机制的农村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首先，要大力推广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奖励或补助实施农业清洁生产方式方法的农户或集体；其次，要探索实施“污染补偿”措施，按照“谁污染谁补偿”原则，最终实施排污收费制度；第三，要开展农村面源污染防治适用技术和技术应用推广措施研究，并进行污染源头分类控制。例如：农用化学品减量化的技术措施，人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村镇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高效、低成本、易于推广的适用处理技术开发和推广等等。

Ⅳ 国内水污染重大事件

水污染：中国公共危机

虽然经过了无数次的曝光和无数次的诘问，但中国水污染却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根除与遏制。据国务院八部委2008年环保专项行动的最新检查结果显示，全国113个重点监测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仍然偏低，其中243个地表水水源地中达标水源地为159个，占到65%，不达标的为84个，占35%，涉及到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个城市。水污染作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危机正以超常的分量挑战着中国政府的决策水准与能力。

黑色的“水图”

从松花江苯泄漏到广东北江镉污染，从滇池水葫芦疯长到太湖蓝藻泛滥，尽管一桩又一桩的无情事实在不断挑战着我国本已脆弱的水环境能力，但这些局部而片段的现象并没有让我们完整认识水污染的严重而残酷，而只有打开中国水系的平面地图，几乎处于危机边缘的水污染生态才能裸露无遗。

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显示，自两年前松花江事件以来，我国共发生140多起水污染事故，平均每两三天便发生一起与水有关的污染事故。而据监察部统计，近几年全国每年水污染事故都在1700起以上。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屈原的这种浪漫情怀，如今越来越成为历史的记忆和慨叹。据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称，全国近14万公里河流进行的水质评价，近40%的河水受到了严重污染；全国七大江河水系中劣V类水质占41%。而环保总局发布的另一项重要调查显示，在被统计的我国131条流经城市的河流中，严重污染的有36条，重度污染的有21条，中度污染的有38条。

作为我国北方的重要水源，黄河在近十多年中被污染的事实在不断加重。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对黄河水污染的状况进行量化分析后发现，黄河干流近40%河段的水质为V类，基本丧失水体功能。与黄河一样，扑向长江的污染面积也在不断扩大。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长江干流六成河水目前已遭污染，超过Ⅲ类水的断面已达38%，比8年前上升了20.5%。无独有偶，尽管淮河是中国投入最多、开展污染治理最早的大江大河，但如今仍是一条受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淮河在评价的2000公里的河段中，78.7%的河段不符合饮用水标准，79.7%的河段不符合渔业用水标准，32%的河段不符合灌溉用水标准。10年前，淮河还生长着60多种鱼类资源，可如今这些鱼类几乎绝迹。

除了跨区域河流广受污染外，局部性中小河流以及所谓的城市“龙须沟”都难逃被污染的厄运。上海的苏州河曾经“黑”臭了80年，而就在笔者居住的广州市，穿越市区并汇入珠江的大小14条河涌无一例外地都是发黑发臭。

当江河被污染所侵袭时，与其同吞吐的湖泊就很难独善其身了。据环保总局发布的环境质量状况报告显示，我国“三湖”(滇池，巢湖，太湖)的水污染正在日益加重；有着“千湖之省”美誉的湖北省武汉市，覆盖城区的38个湖泊污染负荷远远超过其水环境容量，其中32个湖泊水质为劣V类。而作为云南省先前尚未遭受污染的两大湖泊之一的抚仙湖，目前水质也在开始急剧降低。

以海洋为归宿的河流湖泊带给接纳者的同样是污染。据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调查结果表明，珠江口海域有95%的海水被重度污染。无独有偶，曾经是我国富饶“海上粮仓”的东海却在每年4到6月赤潮频发。专家指出，全国的污染通过河流向沿海集中的结果，使中国水污染的“最后一道防线”已被无情撕破。

汹涌的污染源

就像我们丝毫不怀疑水污染的严酷事实一样，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对于造成水污染几大“始作俑者”的认识也日渐变得清晰和明朗。

产业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是中国经济长期未能根治的痼疾，其重要表征就是重化工业尤其是资源消耗工业增长较快。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受水资源、航运等产业布局因素的影响，重化工业沿江或沿河布置已经成为一种范式。据统计，全国两万一千多家石化企业中，位于长江、黄河沿岸的石化企业达一万三千多家。至于像小造纸、小皮革等项目在水环境敏感地区大起炉灶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如此产业布局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大量污水在可能未经处理的情况下倾注到大江小河。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统计，目前我国工业污水排放量每年达到300多亿吨，尤其是七大水系所承载的工业污水排放与日俱增。

来自于农业方面的面源污染超过工业污染已经成为我国水污染的一个重要特征。研究表明，农村面源污染在各类环境污染中的比重占到30%-60%，并成为水污染的重中之重，其中污水中COD(含氧量)排放已超过城市和工业源的排放总量。一方面，过量使用化肥造成的污染十分惊人。如化肥施于土壤中，只有小部分被作物吸收，大部分则在雨水的作用下或渗透到地下污染地下水，或随地表径流进入河流、稻田、池塘。由于化肥会造成水域富营养化或饮用水源硝酸盐含量超标，因此已经危害水质的“第一隐形杀手”。

农业污染可以对水资源形成伤害的另一大力量来源于畜禽和水产养殖业污染。有调查数据显示：养殖一头牛产生并排放的废水超过22个人生活产生的废水，养殖一头猪产生的污水相当于7个人生活产生的废水；北京近郊禽畜养殖场排放的有机物污染，相当于全市工农业生产污水和生活废水中所含的有机污染物的2-3倍。

就在农业污染超过工业污染的同时，另一大污染源———生活污水又从城乡的各个角落冲出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据了解，中国一年洗衣污水量就将近22亿吨，相当于34个十三陵水库，76个昆明湖。仅北京市和上海市2006年生活污水分别就达到9亿和11亿吨。全国大小城市的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已经超过了工业污水的排放量。

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我国仍有61%的城市没有污水处理厂。在污水处理设施得以修建的城市，能正常运行的也只有50%；还有的由于污水收集管网的原因，污水处理厂处理量不足设计处理能力的20%。而在广袤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基本为零。正因为污水处理率的低下，中水回用水平低，大量污染负荷就如泄闸之洪汹涌般进入河流与湖泊，中国水体环境质量由此被一步步逼向危险的边缘。

管理体制之痒

从经济学原理看，水资源属于公共产品，应当纳入政府资源建设和管理的范畴。质言之，水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程度直接反映和考量着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力度。依此审视，我们就不难深入地看到水污染背后公共管理体制的失衡和羸弱。

“五龙治水，九龙戏水”是专家们对中国水资源管理模式极具形象的比喻。目前，政府部门中涉水、管水的主要包括水利、环保、渔业、林业、航运、城建、地矿等。这种“九龙治水”的机制表面上集中了众多部门的力量，但事实上并不能达到“团结治水”的目的，相反在客观上强化了职能部门的局部利益和单一目标，进而弱化了水资源的宏观管理功能。

中国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特点是实行的是地方负责制，而恰恰这一点也许是值得我们深思和修正的地方。对于GDP的追逐和崇拜已经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的惯性思维，而在实用主义和生态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观之间作出选择，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当然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前者。道理很简单，后者不仅需要支付治理污染的巨额成本，还要支付为了控制污染而出让的经济收益成本。结果是，那些本应彻底关闭的小化工、小造纸、小皮革企业死而复生，阴魂不散；将沿江沿河作为工业企业的栖息地以拉升GDP就成为地方政府不谋而合的思想与行动。

对于水资源污染行为的漠视、怂恿乃至保护是地方政府留给社会的一大公害。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中国水污染地图网研究发现，不仅国内许多知名企业已经成为了水污染的大户，而且包括松下、百事等30多家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也频频违反中国的水污染控制法规，而后者有一半以上集中在长三角地区。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污染主体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治，相反还在继续着自己的污染行为。

依法治水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但就是这一看似最强硬的手段在中国却屡打折扣。按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保执法机构可以对任何一个污染项目处以数额不等的行政罚款，不过这种处罚只能算是九牛一毛。有人算过一笔账，高污染企业每吨废水的治理成本一般在1.2—1.8元，偷排每日的净收益往往能达到几十万元，而环保部门最高罚款限额仅为10万元，这种比较收益驱使着不少企业宁愿认罚也不愿治污。

管理的离散与制度的软化导致了中国政府在投入了巨大成本的情况下，至今对于水污染的治理仍然收效甚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一份环境执法检查报告中提到，中国水污染治理项目进展缓慢，重点流域“十五”时期污染治理任务没有全部完成。其实，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水污染治理进展缓慢，而且新的水污染还在继续快速蔓延，水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实质性控制。

高昂的代价

北宋变法大家王安石说：“水之性善利万物，万物因水而生。”然而，面对着一个日渐变“黑”的中国水体环境，我们却很难找到任何聊以自慰的乐观感觉。

水污染直接危害的是百姓饮水安全。与国家环保总局披露的全国地表水源不达标城市占检测目标的34%的残酷事实相同时，水利部也披露出一组令人惊心的数字：目前全国有3.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约6300多万人饮用高氟水，200万人饮用高砷水，3800多万人饮用苦咸水，1.9亿人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

从水源到饮用水再到食品，水污染形成的“恶性链条”已成为危害民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的“罪魁祸首”。权威资料显示，中国大约每年有200万人因为饮用含砷量很高的水而患病，农村约有2000多万人饮用氟化物超标的水而患上地方性氟斑牙和氟骨症。同时专家指出，河北涉县、河南沈丘县、天津北辰区、陕西华县、江苏阜宁县、广东翁源县等地区频频出现的“癌症村”等，都与饮用水污染高度相关。

对于经济的灼伤无疑是水污染延伸出的最大后果。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表明，2008年全国因包括水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000多亿元，约占当年GDP的4%。

靠天靠水的农业成为水污染的直接受害者。以黄河为例，由于农业是黄河上的用水大户，占黄河总用水量的90%，因此黄河水污染给农业造成的损失每年最高达33亿元。另据河北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由于水资源匮乏，部分地区农民使用污水灌溉，导致全省去年污染耕地面积2100多公顷，造成农产品(11.14,0.00,0.00%)产量损失23000多吨。

还需正视，水污染所造成的危害性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与卫生的范畴，其引致的群众负担加重和对政府不信任等次生矛盾日渐突出。据统计，全国信访办平均每天收到水环境污染纠纷群众来信60多封，不仅如此，频发的水污染事故，也造成地区间的纠纷不断，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筑“防污墙”

残酷的历史已经将中国政府无奈地推到了“先污染、后治理”这一西方工业化国家走过的老路之中，留给我们的选择就是将旧污染降低到其危害的最低限度，彻底控制和杜绝新污染的发生。对此，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指出，到2010年，中国政府将投入6400亿元用于水治理，占环保总投入的40%。同时，中国政府作出了郑重承诺：到2010年全国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0%，到2020年，使城乡居民饮水达到安全或基本安全。

愿景无疑令人心怡和心动。但通向目标的未来之路也许并不平坦。根据中国目前较为严峻的水污染生态，笔者认为，防治水污染应当拓出更为广阔的战略思路。

———科学规划流域内的重点产业布局。要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在产业布局的关系，充分考虑重点污染企业对污染排放的处理；在饮用水水源地和大江大河的上游地区，要慎重布局重污染型企业，以免对中下游地区的用水造成威胁；要建立区域性“污染补偿机制”。上游发展经济污染了下游，就须以某种形式补偿下游；同时，下游地区参加上游地区的环评工作，并严格实施一票否决制度，形成上下监督的机制和体系。

———加强跨区域、跨流域的综合管理与协调。跨区域、跨流域的综合治理是从流域的生态承载力出发，突破地区和部门之间的障碍，综合考虑流域内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同时，要根据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河流流量的季节变化等因素，科学核算流域的纳污能力，在此基础上，确定流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各企业的排放定额和排放标准。为此，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建立权威高效的流域管理协调机构。这种机构应有各方面的代表组成，例如包括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流域内各级地方政府的代表、用水户代表以及专家代表等。流域内一切重大的水事项和政策都应由流域管理委员会通过民主协商并表决的办法来决定。

———加大违规成本和惩治力度。通过架构和完善水环境保护的各项法规，达到对排污者经济处罚、行政制裁以及刑事责任的综合惩治。作为一项特别措施安排，国家可在省级以下行政区划内成立“惩治环境违法行为中心局”。这种中心独立于地方政府，它的成立可以进一步加强环境执法领域的工作力度，提高环境执法的专业化程度，使地方性的、单专业领域的环境执法职能上升到国家层面。

———引入市场机制，以经济手段推动水污染治理。首先，要建立环境资源价格体系，推行排污权有偿交易，运用价格杠杆激励企业加强污水治理，让“治污者赚钱”。其次，要完善污水处理付费制度，积极落实污水处理收费政策，所有城镇都要开征污水处理费，并逐步提高收费标准。第三，要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污水处理厂和管网建设，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的技术水平。

———强化农村面源污染的治理。针对农村与农业已经构成了水污染源的重要主体，我们应当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水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体系，研究制订具有激励机制的农村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首先，要大力推广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奖励或补助实施农业清洁生产方式方法的农户或集体；其次，要探索实施“污染补偿”措施，按照“谁污染谁补偿”原则，最终实施排污收费制度；第三，要开展农村面源污染防治适用技术和技术应用推广措施研究，并进行污染源头分类控制。例如：农用化学品减量化的技术措施，人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村镇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高效、低成本、易于推广的适用处理技术开发和推广等等。

Ⅳ 河南周口沈丘北城马庄村修路情况

县内还没有做出真正的具体时间，沈丘新闻报道是2010年下半年开始对沈丘县农村开始全面建设近年来，沈丘县委、县政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结合县域实际，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目标，以新农村建设为抓手，把新农村建设与村镇环保工作有机结合。按照“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工作思路，突出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三个重点。强化措施，明确责任，分解任务，狠抓落实，使我县农村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人居环境逐步优化，村容村貌和村镇环境整治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具体做法是：一、制定发展规划 整体推进实施遵循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总体指导方针，在分类推进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中，为重点解决农村面源污染、环境卫生脏乱差、环保基础设施滞后现象，县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及时制定了《沈丘县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编制了《沈丘县农村污染防治规划》等专项文件。为切实加强对分类工作的领导，使各级领导同志真正负起主要责任，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抓好示范，以点带面，推动全县新农村建设和村镇环保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示范乡镇还制订了未来10年沈丘县村镇环保工作规划，并出台了领导班子抓点带面实施方案，切实做到整体推进实施。我县共有22个乡镇（办事处）、558个行政村。列为新农村建设和村镇环保治理的一类村庄14个，二类村庄378个，三类村庄166个。县政府以文件形式明确规定县、乡两级主要领导率先分包行政村；按照上级“每人要在一、二、三类村庄中各选择一个村作为自己的示范点”的要求，全县22个乡镇（办事处）的主要领导分包行政村数累计210个，占全县行政村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其中：一类行政村13个，二类行政村140个，三类行政村57个。列为新农村建设和村镇环保工作的一类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齐全配套，村庄区划科学合理，建筑美观有序，绿化美化水平较高，居住环境良好，村庄管理水平较高，推动有条件的村庄发展成为新农村和村镇环保工作的样板）；二类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配套、村庄区划合理、建筑整齐有序、绿化水平较高、环境卫生状况较好、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建成一批新农村和村镇环保工作的村庄）；在三类村庄：（急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基本配套,对符合条件的贫困村，结合整村推进的扶贫措施，使其基础设施状况水平整体明显提高，绿化、环境卫生状况明显改善，村舍环保工作规范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县委、县政府、县人大主要领导包村12个；四个乡镇共计104个行政村（其中：一类村庄7个；二类村62个；三类村35个）。通过分类实施、整体推进，实现二类村庄上台阶，三类村庄变面貌，从根本上解决一些地方严重存在的房屋乱搭乱建、垃圾乱堆乱放、污水乱排乱流等问题，使多数村庄随着环保工作的不断提高，逐步发展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生态良好、环境优美、文明进步的新农村。二、采取得力措施 加强饮水安全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的同时，由于农村受生活污水、工业污染带来的河流污染、垃圾排放量增大、城市工业污染逐步向农村转移等原因，给农民饮水安全带来了隐患。该县以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为突破口，带动农村污水治理工作。首先是以解决农村饮水安全为重点，加大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改善农村饮水条件。2008年我县计划投资5561万元打深水井144眼，解决40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目前已投资1319万元打深水井13眼，解决26000人安全饮水；全县规划投资5561万元，解决39.9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投资17606万元，修建乡村道路966.4公里；规划投资837万元，建立分类垃圾池404个。县委、政府、人大主要领导分包的乡村，规划修建村内公路36公里，建立分类垃圾池 20 多个。其中：付井镇的郭岗新村，计划修“一纵八横”九条路；范营乡的老唐庄、孙庄、郑营规划投资100多万元，硬化村内道路；纸店镇的潘营、程营、潘董庄各打深水井一眼，解决安全饮水问题；周营乡的刘集、赵庄、孟寨，2008年安全饮水用户率规划达到100%。通过近几年来的努力，根据国家农村安全饮用水工程的统一安排，我县实施的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涉及全县18个乡镇，大邢庄乡、周营乡、付井镇、纸店镇、北城办事处的供水厂相继投入使用，解决了65个村庄14万人口的安全饮用水。三、县乡合力运作 治理垃圾污水在村镇垃圾和污水的治理上我县主要采取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加大投入、示范推动的工作方针。认真落实新农村建设的“20”字方针，围绕“六通、五改、四建设”（六通：通水、通路、通电、通广播、通电话、通宽带；五改：改房、改圈、改厕、改灶、改院；四建设：建设主要优势产业、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对村镇环境进行治理。一是以沼气建设带动村镇生态环保。大力推进农户用沼气建设，逐步完善农村沼气服务体系，保障已建沼气池正常发挥效用。加大“一池三改”实施力度，支持以沼气为纽带建设生态示范村。2008年计划投入7706万元，新增沼气池11000个；目前完成5264个，占计划任务的47.8%。我县还积极推进农村太阳能工程，今年上半年，农村新安装太阳能2800台。至目前，农村沼气池建设已有3.9万个。二是以环境卫生整治月活动带动村镇环保。结合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月活动，狠抓了对村内垃圾、秸秆乱堆乱放、污水乱排乱流现象的治理，基本实现了建设生活垃圾集中堆放设施，就地进行分类。能利用的进行资源化处理，不能利用的进行安全填埋，垃圾不乱堆乱放，秸杆统一有序堆放，污水不乱排乱流；有条件的村建设了垃圾站，实行定点存放、统一收集、定时清运、集中处理；积极规划完善村庄排水设施，积极进行农村河道、沟渠、坑塘综合清理，确保汛期河道、沟渠、排水通畅，坑塘蓄水功能完善。全面实施秸秆禁烧工作，成效明显。2008年，计划在800个自然村，建设1200个（3m×6m）或（3m×8m）的垃圾堆放池，目前完成212个，占计划任务的17.6%。三是以规模化畜禽生物养殖带动村镇环保。该县在发展养殖的同时，为防止养殖业给村镇带来的污染，采取“三进三退”即：退出散养，退出庭院，退出村庄，进入小区，进入规模，进入市场循环的“三退三进”发展战略。大力推行生物发酵养猪污染零排放技术，为加快零排放技术的推广，县政府拿出20万元，培植典型的点带面。该零排放技术是由日本60年代研究推广的一项生物养猪技术。将有益微生物群体，按一定比例掺栏到锯末、稻壳、谷糠中，调如温度，以此混合物作猪舍垫料，这些垫料的微生物群体，能迅速降解、消化猪排泄的粪、尿，并且不产生臭味，不滋生蚊虫，不污染环境，可连续使用2—3年，不用更换。为防止污染，猪舍不用每天清理粪便，省工30—50%；省水，猪舍不冲圈，节水达到90%。畜禽养殖坚持做到三个“必须”：一是新、改、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必须坚持环评和“三同时”制度。二是选址时必须在禁止以外远离主要道路、村庄、居民饮水源地。三是在设计和施工时必须有沼气池，污水沉淀池，达不到要实行限期治理。对使用生物环保养猪技术的优先扶持、重点扶持。积极搞好畜禽粪便综合利用。首先是利用畜禽粪便处理后，直接为种植业提供有机肥；其次利用工业化手段，生产复合肥有机肥料；最后是利用牛粪生产食用菌。生猪发酵猪舍已投入使用。目前已有6个老猪场准备改造。计划建发酵舍2万平方米。到年底新建和改建生物发酵舍将达到10万平方米。确保所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在2008年底全部改成生物养殖。至目前，我县新建标准化养殖场（小区）33个。其中：奶牛小区1个，肉牛养殖4个，生猪规模场21个，家禽规模场6个，槐山羊繁育基地1个。新建大中型沼气池12个，生物发酵床垫8600平方米，沉淀池10个500平方米，在生态养殖上全部实现了零排放。四是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带动村镇环保。农业生产中过量使用化肥、高毒农药、农膜以及污水灌溉造成土壤污染，已不同程度地影响农产品质量的提高，甚至威胁食品安全。我县上下深深地认识到：化肥、农药施用过量，不仅容易造成植物变异和农作物质量下降，造成经济损失，而且容易通过食物链聚集到人体和动物体中引发疾病，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还会导致大气污染、地表水污染、地下水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等其他次生态环境问题。在全县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基础上，选择对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有重要意义的1个地方，由环保部门会同农业部门组织，委托专业机构实施，采取生物修复、施加抑制剂、客土、淋洗等措施，建设土壤污染综合治理与修复示范工程。由农业部门组织实施在全县推广测土施肥技术，在全县主要粮食生产基地和主要耕地上建设沃土工程综合示范基地。在使用的化肥、高残留农药上进行全方位的控制。与些同时，为改善这种现状，我县从2005年起开始实施无公害食品、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建设。由环保部门组织，在全县选择2个地方，开展有机食品生产基地环境调查与评估，编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发展规划，制定有机食品生产基地技术规范和管理办法，开展产地水、土壤、大气环境质量定期监测，进行有机食品基地认证工作。由农业部门组织开展无公害产品生产基地建设。目前，全县有市级无公害标准农业生产基地8个，省级标准化农产品无公害生产基地8个，预计到2015年，全县建设10个无公害规模化农产品生产基地。五是开展“三清两改一建”村镇环保。集中精力，积极开展了“三清两改一建”（清垃圾、清污泥、清路障，改水、改厕，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活动，在全县范围内迅速掀起了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活动高潮，通过活动基本达到了无垃圾成片暴露、无污泥和路障、无污水乱排乱流、无秸杆乱堆乱放等整治目标，彻底改变了农村“脏、乱、差”现象，使农民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现代化上取得了明显提高。对长期困扰农村的垃圾问题，做到一清二运三埋；对污水排放，坚持一疏通二入池；对农村生态绿化，突出抓好村庄、道路、农田林网的绿化。在环境整治的工作方法上，以抓点促线带面为突破口，强化落实。抓点就是抓好14个示范村和重点整治村的整治，促线就是抓好一批有潜力的行政村整治，带面就是通过示范村辐射带动，推动全县所有行政村的整治。目前，全县14个示范村、重点整治村已按照“八个必须”标准基本完成整治任务，378个有潜力的行政村已基本完成整治任务，166个普通村的环境整治已全面铺开。为了保证新农村建设工作取得真正效果，在具体工作中，各乡镇、办事处主要领导都纷纷新临一线，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迅速在全县掀起新一轮整治热潮。在环境整治的资金投入上，县财政在十分困难情况下，撤出600万元支持新农村建设，其中200万元用于村容村貌和长效机制建立。四、建立长效机制 推进村镇环保在整体推进全县村镇环保工作的同时，我县还结合县情，建立完善了县、乡、村、户四级长效保洁投入机制。县财政对农村保洁人员经费、垃圾填埋场和秸杆推放点投入专项奖补资金。对保洁人员经费县财政按3000人以上（含3000人）的行政村补助4000元、2000人以上（含2000人）的行政村补助3000元、2000人以下的行政村补助2000元的标准予以补助。对标准的垃圾填埋场和秸秆堆放点县财政分别按1000元标准予以补助。配置专职保洁人员，保洁人数的配备按照行政村人口和自然村情况确定；人口较集中的行政村原则上按每500人配备一名保洁员；人口较分散的自然村按每300人配备一名保洁员。目前，全县的保洁队伍人数达1674人。每个行政村设置垃圾填埋场和秸杆堆放点等保洁场地，要求垃圾填埋必须距村庄300米以外，要尽可能选择村外大坑、大沟或废旧池塘等。周围护砌外墙、栽植树木、有明显标志且注意风向，从根本上解决垃圾出路问题。为确保全县新农村建设环境整治长效机制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建立健全了保洁资金管理制度、保洁人员管理制度、垃圾清运制度。 ，重点在于提高农民的生活住房，以及公共设施基础建设》

Ⅵ 国家对水污染有什么防止工作

水污染：中国公共危机 虽然经过了无数次的曝光和无数次的诘问，但中国水污染却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根除与遏制。据国务院八部委2008年环保专项行动的最新检查结果显示，全国113个重点监测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仍然偏低，其中243个地表水水源地中达标水源地为159个，占到65%，不达标的为84个，占35%，涉及到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个城市。水污染作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危机正以超常的分量挑战着中国政府的决策水准与能力。 黑色的“水图” 从松花江苯泄漏到广东北江镉污染，从滇池水葫芦疯长到太湖蓝藻泛滥，尽管一桩又一桩的无情事实在不断挑战着我国本已脆弱的水环境能力，但这些局部而片段的现象并没有让我们完整认识水污染的严重而残酷，而只有打开中国水系的平面地图，几乎处于危机边缘的水污染生态才能裸露无遗。 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显示，自两年前松花江事件以来，我国共发生140多起水污染事故，平均每两三天便发生一起与水有关的污染事故。而据监察部统计，近几年全国每年水污染事故都在1700起以上。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屈原的这种浪漫情怀，如今越来越成为历史的记忆和慨叹。据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称，全国近14万公里河流进行的水质评价，近40%的河水受到了严重污染；全国七大江河水系中劣V类水质占41%。而环保总局发布的另一项重要调查显示，在被统计的我国131条流经城市的河流中，严重污染的有36条，重度污染的有21条，中度污染的有38条。 作为我国北方的重要水源，黄河在近十多年中被污染的事实在不断加重。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对黄河水污染的状况进行量化分析后发现，黄河干流近40%河段的水质为V类，基本丧失水体功能。与黄河一样，扑向长江的污染面积也在不断扩大。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长江干流六成河水目前已遭污染，超过Ⅲ类水的断面已达38%，比8年前上升了20.5%。无独有偶，尽管淮河是中国投入最多、开展污染治理最早的大江大河，但如今仍是一条受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淮河在评价的2000公里的河段中，78.7%的河段不符合饮用水标准，79.7%的河段不符合渔业用水标准，32%的河段不符合灌溉用水标准。10年前，淮河还生长着60多种鱼类资源，可如今这些鱼类几乎绝迹。 除了跨区域河流广受污染外，局部性中小河流以及所谓的城市“龙须沟”都难逃被污染的厄运。上海的苏州河曾经“黑”臭了80年，而就在笔者居住的广州市，穿越市区并汇入珠江的大小14条河涌无一例外地都是发黑发臭。 当江河被污染所侵袭时，与其同吞吐的湖泊就很难独善其身了。据环保总局发布的环境质量状况报告显示，我国“三湖”(滇池，巢湖，太湖)的水污染正在日益加重；有着“千湖之省”美誉的湖北省武汉市，覆盖城区的38个湖泊污染负荷远远超过其水环境容量，其中32个湖泊水质为劣V类。而作为云南省先前尚未遭受污染的两大湖泊之一的抚仙湖，目前水质也在开始急剧降低。 以海洋为归宿的河流湖泊带给接纳者的同样是污染。据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调查结果表明，珠江口海域有95%的海水被重度污染。无独有偶，曾经是我国富饶“海上粮仓”的东海却在每年4到6月赤潮频发。专家指出，全国的污染通过河流向沿海集中的结果，使中国水污染的“最后一道防线”已被无情撕破。 汹涌的污染源 就像我们丝毫不怀疑水污染的严酷事实一样，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对于造成水污染几大“始作俑者”的认识也日渐变得清晰和明朗。 产业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是中国经济长期未能根治的痼疾，其重要表征就是重化工业尤其是资源消耗工业增长较快。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受水资源、航运等产业布局因素的影响，重化工业沿江或沿河布置已经成为一种范式。据统计，全国两万一千多家石化企业中，位于长江、黄河沿岸的石化企业达一万三千多家。至于像小造纸、小皮革等项目在水环境敏感地区大起炉灶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如此产业布局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大量污水在可能未经处理的情况下倾注到大江小河。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统计，目前我国工业污水排放量每年达到300多亿吨，尤其是七大水系所承载的工业污水排放与日俱增。 来自于农业方面的面源污染超过工业污染已经成为我国水污染的一个重要特征。研究表明，农村面源污染在各类环境污染中的比重占到30%-60%，并成为水污染的重中之重，其中污水中COD(含氧量)排放已超过城市和工业源的排放总量。一方面，过量使用化肥造成的污染十分惊人。如化肥施于土壤中，只有小部分被作物吸收，大部分则在雨水的作用下或渗透到地下污染地下水，或随地表径流进入河流、稻田、池塘。由于化肥会造成水域富营养化或饮用水源硝酸盐含量超标，因此已经危害水质的“第一隐形杀手”。 农业污染可以对水资源形成伤害的另一大力量来源于畜禽和水产养殖业污染。有调查数据显示：养殖一头牛产生并排放的废水超过22个人生活产生的废水，养殖一头猪产生的污水相当于7个人生活产生的废水；北京近郊禽畜养殖场排放的有机物污染，相当于全市工农业生产污水和生活废水中所含的有机污染物的2-3倍。 就在农业污染超过工业污染的同时，另一大污染源———生活污水又从城乡的各个角落冲出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据了解，中国一年洗衣污水量就将近22亿吨，相当于34个十三陵水库，76个昆明湖。仅北京市和上海市2006年生活污水分别就达到9亿和11亿吨。全国大小城市的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已经超过了工业污水的排放量。 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我国仍有61%的城市没有污水处理厂。在污水处理设施得以修建的城市，能正常运行的也只有50%；还有的由于污水收集管网的原因，污水处理厂处理量不足设计处理能力的20%。而在广袤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基本为零。正因为污水处理率的低下，中水回用水平低，大量污染负荷就如泄闸之洪汹涌般进入河流与湖泊，中国水体环境质量由此被一步步逼向危险的边缘。 管理体制之痒 从经济学原理看，水资源属于公共产品，应当纳入政府资源建设和管理的范畴。质言之，水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程度直接反映和考量着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力度。依此审视，我们就不难深入地看到水污染背后公共管理体制的失衡和羸弱。 “五龙治水，九龙戏水”是专家们对中国水资源管理模式极具形象的比喻。目前，政府部门中涉水、管水的主要包括水利、环保、渔业、林业、航运、城建、地矿等。这种“九龙治水”的机制表面上集中了众多部门的力量，但事实上并不能达到“团结治水”的目的，相反在客观上强化了职能部门的局部利益和单一目标，进而弱化了水资源的宏观管理功能。 中国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特点是实行的是地方负责制，而恰恰这一点也许是值得我们深思和修正的地方。对于GDP的追逐和崇拜已经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的惯性思维，而在实用主义和生态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观之间作出选择，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当然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前者。道理很简单，后者不仅需要支付治理污染的巨额成本，还要支付为了控制污染而出让的经济收益成本。结果是，那些本应彻底关闭的小化工、小造纸、小皮革企业死而复生，阴魂不散；将沿江沿河作为工业企业的栖息地以拉升GDP就成为地方政府不谋而合的思想与行动。 对于水资源污染行为的漠视、怂恿乃至保护是地方政府留给社会的一大公害。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中国水污染地图网研究发现，不仅国内许多知名企业已经成为了水污染的大户，而且包括松下、百事等30多家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也频频违反中国的水污染控制法规，而后者有一半以上集中在长三角地区。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污染主体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治，相反还在继续着自己的污染行为。 依法治水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但就是这一看似最强硬的手段在中国却屡打折扣。按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保执法机构可以对任何一个污染项目处以数额不等的行政罚款，不过这种处罚只能算是九牛一毛。有人算过一笔账，高污染企业每吨废水的治理成本一般在1.2—1.8元，偷排每日的净收益往往能达到几十万元，而环保部门最高罚款限额仅为10万元，这种比较收益驱使着不少企业宁愿认罚也不愿治污。 管理的离散与制度的软化导致了中国政府在投入了巨大成本的情况下，至今对于水污染的治理仍然收效甚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一份环境执法检查报告中提到，中国水污染治理项目进展缓慢，重点流域“十五”时期污染治理任务没有全部完成。其实，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水污染治理进展缓慢，而且新的水污染还在继续快速蔓延，水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实质性控制。 高昂的代价 北宋变法大家王安石说：“水之性善利万物，万物因水而生。”然而，面对着一个日渐变“黑”的中国水体环境，我们却很难找到任何聊以自慰的乐观感觉。 水污染直接危害的是百姓饮水安全。与国家环保总局披露的全国地表水源不达标城市占检测目标的34%的残酷事实相同时，水利部也披露出一组令人惊心的数字：目前全国有3.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约6300多万人饮用高氟水，200万人饮用高砷水，3800多万人饮用苦咸水，1.9亿人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 从水源到饮用水再到食品，水污染形成的“恶性链条”已成为危害民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的“罪魁祸首”。权威资料显示，中国大约每年有200万人因为饮用含砷量很高的水而患病，农村约有2000多万人饮用氟化物超标的水而患上地方性氟斑牙和氟骨症。同时专家指出，河北涉县、河南沈丘县、天津北辰区、陕西华县、江苏阜宁县、广东翁源县等地区频频出现的“癌症村”等，都与饮用水污染高度相关。 对于经济的灼伤无疑是水污染延伸出的最大后果。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表明，2008年全国因包括水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000多亿元，约占当年GDP的4%。 靠天靠水的农业成为水污染的直接受害者。以黄河为例，由于农业是黄河上的用水大户，占黄河总用水量的90%，因此黄河水污染给农业造成的损失每年最高达33亿元。另据河北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由于水资源匮乏，部分地区农民使用污水灌溉，导致全省去年污染耕地面积2100多公顷，造成农产品(11.14,0.00,0.00%)产量损失23000多吨。 还需正视，水污染所造成的危害性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与卫生的范畴，其引致的群众负担加重和对政府不信任等次生矛盾日渐突出。据统计，全国信访办平均每天收到水环境污染纠纷群众来信60多封，不仅如此，频发的水污染事故，也造成地区间的纠纷不断，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筑“防污墙” 残酷的历史已经将中国政府无奈地推到了“先污染、后治理”这一西方工业化国家走过的老路之中，留给我们的选择就是将旧污染降低到其危害的最低限度，彻底控制和杜绝新污染的发生。对此，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指出，到2010年，中国政府将投入6400亿元用于水治理，占环保总投入的40%。同时，中国政府作出了郑重承诺：到2010年全国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0%，到2020年，使城乡居民饮水达到安全或基本安全。 愿景无疑令人心怡和心动。但通向目标的未来之路也许并不平坦。根据中国目前较为严峻的水污染生态，笔者认为，防治水污染应当拓出更为广阔的战略思路。 ———科学规划流域内的重点产业布局。要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在产业布局的关系，充分考虑重点污染企业对污染排放的处理；在饮用水水源地和大江大河的上游地区，要慎重布局重污染型企业，以免对中下游地区的用水造成威胁；要建立区域性“污染补偿机制”。上游发展经济污染了下游，就须以某种形式补偿下游；同时，下游地区参加上游地区的环评工作，并严格实施一票否决制度，形成上下监督的机制和体系。 ———加强跨区域、跨流域的综合管理与协调。跨区域、跨流域的综合治理是从流域的生态承载力出发，突破地区和部门之间的障碍，综合考虑流域内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同时，要根据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河流流量的季节变化等因素，科学核算流域的纳污能力，在此基础上，确定流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各企业的排放定额和排放标准。为此，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建立权威高效的流域管理协调机构。这种机构应有各方面的代表组成，例如包括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流域内各级地方政府的代表、用水户代表以及专家代表等。流域内一切重大的水事项和政策都应由流域管理委员会通过民主协商并表决的办法来决定。 ———加大违规成本和惩治力度。通过架构和完善水环境保护的各项法规，达到对排污者经济处罚、行政制裁以及刑事责任的综合惩治。作为一项特别措施安排，国家可在省级以下行政区划内成立“惩治环境违法行为中心局”。这种中心独立于地方政府，它的成立可以进一步加强环境执法领域的工作力度，提高环境执法的专业化程度，使地方性的、单专业领域的环境执法职能上升到国家层面。 ———引入市场机制，以经济手段推动水污染治理。首先，要建立环境资源价格体系，推行排污权有偿交易，运用价格杠杆激励企业加强污水治理，让“治污者赚钱”。其次，要完善污水处理付费制度，积极落实污水处理收费政策，所有城镇都要开征污水处理费，并逐步提高收费标准。第三，要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污水处理厂和管网建设，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的技术水平。 ———强化农村面源污染的治理。针对农村与农业已经构成了水污染源的重要主体，我们应当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水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体系，研究制订具有激励机制的农村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首先，要大力推广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奖励或补助实施农业清洁生产方式方法的农户或集体；其次，要探索实施“污染补偿”措施，按照“谁污染谁补偿”原则，最终实施排污收费制度；第三，要开展农村面源污染防治适用技术和技术应用推广措施研究，并进行污染源头分类控制。例如：农用化学品减量化的技术措施，人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村镇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高效、低成本、易于推广的适用处理技术开发和推广等等。